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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各地在办案中试行了赔偿保证金制度，即在办理轻微刑事案件中，对当事人有和解意向，但短时间内双方无法达成和解协议的，犯罪嫌疑人一方向公安机关提供适当的赔偿保证金，作为赔偿被害人的资金或者执行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赔偿之用，以此表明嫌疑人的和解意愿，缓解双方的对立冲突。其适用目的:一是保障被害人的民事赔偿权利得到实现;二是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稳定。作为新生事物，赔偿保证金制度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笔者就此提出几点建议:

一、赔偿保证金的适用标准问题。实践中，各地对赔偿保证金标准规定不一，有的实行最高限额制度，如新密市检察院。而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则对赔偿保证金的数额实行估算制度。

笔者认为，赔偿保证金标准应当实行计算加上浮的办法确定，计算的依据是侵权责任法:财产案件“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应当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赔偿保证金在此计算的基础上适当上浮10%至30%。这样确定标准好处有三:一是保证被害人的权益得到充分的保障，为双方和解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可以减轻加害人压力，有利于和解协议达成;三是体现和解协议的公正和理性。

二、配套措施与规范问题。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减少办案人员利用当事人不了解赔偿保证金制度的原因，以赔偿保证金制度索贿或作为强制和解的筹码。二是集体研究。一个案件能否适用赔偿保证金制度必须经科室集体研究，报检委会批准才能进行。三是答疑说理。在适用赔偿保证金制度时，承办人必须对双方当事人进行充分的答疑说理，使双方当事人明白自身权利义务及适用该制度产生的影响。

三、监督监管问题。一是赔偿保证金数额如何确定，是一个点还是一个幅度。如果确定为一个绝对数额，虽有利于执法统一，但可能太过机械。如果确定为一个幅度，虽可灵活掌握但难免有随意性。二是赔偿保证金的管理问题。让犯罪嫌疑人或其家属以开户建折的方式缴纳保证金，虽然简便易行，但因为存折户主为犯罪嫌疑人或其家属，是否会出现犯罪嫌疑人把存折挂失取走保证金的情况值得注意。笔者建议，借鉴取保候审保证金的管理模式，由公安机关设立“赔偿保证金”专户，赔偿保证金由当事人或者其家属凭办案单位出具的相关手续，按规定的数额到银行缴纳，缴费凭证一式两份，一份由当事人持有，一份附卷。双方当事人和解或者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的，赔偿保证金用于执行相应的赔偿数额，多余部分退还缴纳人。三是风险评估。适用赔偿保证金的案件必须充分进行风险评估，确保所办案件不会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四是跟踪回访。对适用赔偿保证金后不捕的犯罪嫌疑人，积极进行跟踪回访，尽力促成其刑事和解。五是加强监督。检察院纪检组要切实发挥监督作用，对赔偿保证金制度实行全程监督。

(作者单位: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检察院)
阐述孝文帝法制改革的措施和影响

刘成江


　　孝文帝拓跋宏，显祖拓跋弘长子。自幼接受儒学教育，造诣颇深。孝文帝看到北魏“兴自北土，徙居平成，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他梦寐以求“光宅中原” ，把北魏建成政通人和、民富国强，声威教化覆盖南北的大一统国家，以身成就北魏作为华夏正统王朝的千秋伟业。太和时期，大批智能之士绸缪帷幄，任寄为重，辅助他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法制改革，显著改善了北魏前期法律制度野蛮暴虐的旧貌。孝文帝法制改革创立的某些制度，也被后律吸收，影响贯逾千年。
　　一、孝文帝法制改革的措施
　　1．“营国之本，礼教为先”礼教是经制的核心和主体，囊括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切行为准则。礼教又是封建社会道德伦理之所在，无“礼”是为无“理”或无德。孝文帝深谙天下已定，备礼化民为治术之尚。他主动调整统治政策，高倡“营国之本，礼教为先 ”，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明礼仪、定制度、移风易俗运动，为“开导兆人，致之礼数”服务 。
　　太和时期，北魏仿周礼重制祭祀之礼，造名堂、营太庙，反复争论推敲祭礼的各种细节，有意识地强调祭祀之礼作为宗族结合精神支柱的特征，发覆了孝道之义 。孝文帝还在朝堂亲讲丧服，开自古未有天子讲丧礼之先例 。服制拘天下胡汉臣民于伦常，服丧违制即构成犯罪行为。朝廷三番五次奖励表彰孝悌，宣扬尊老养老，千方百计强化人们对礼德的认同感。太和七年下诏，同姓之间不得婚娶，“有犯以不道论 ”。仿古重定婚礼，著之律令，“犯者以违制论 ”，北朝自此首创了婚律。太和十一年，复“乡饮酒”。诏曰：“乡饮礼废，则长幼之叙乱。孟冬十月，民闲岁隙，宜于此时导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 。” 此时，德政礼治不再停留于魏初的泛泛而提，已作为改革的理论根据，也成为法制的规矩绳墨。
　　2．礼入于法，创制阐礼，礼是儒家处理家庭宗法关系的准则，孝文帝以律阐礼，使之具有强制性约束力。
　　（1）加重对不孝罪的惩罚。孝文帝之前，由于北魏还保留部落习惯法的因素，没有把家庭伦理关系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所以北魏的法律对于不孝罪处罚较轻。到了孝文帝时期，为了稳固家庭关系，他加重了对不孝罪的处罚，他认为：“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 。” 孝文帝的这一改革，表明汉族儒家的伦理思想对北魏统治者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一时期，“不孝罪”的外延有所扩大，居父母丧而冒哀求仕，也要处以刑罚。延昌二年（公元513年），偏将军乙飞虎就因“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依律处刑五岁” 。这些为以后不孝作为“重罪十条”以及“十恶”的重要组成部分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2）创立了存留养亲制度。孝文帝时期规定：“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又无期亲者，仰案后列奏以待报，著之令格 。”存留养亲制度是中华法系很有特色的制度，即犯有死罪的人，在其尊亲属尚在又无人供养时，允许该人奉养至其尊亲属死亡，然后再执行刑罚。存留养亲制度的立法意图在于契合礼“老有所养，终有所送”的孝亲意蕴，既不否定罪犯罪责，而又体恤犯亲缺侍，情理相顾，占足新意，宣扬皇恩浩荡，深合礼为法鹄之旨。经过后世细致补充，更加完备，垂用千载。
　　3．刑罚轻简，以求宽仁
北魏前期尚武君主倾心重法任刑，故而轻刑窒碍，刑酷难改。孝文帝则把刑罚目的由“以刑刑民”转向“以刑禁民”，把用刑“参详旧典，务从宽仁”作为法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北魏法制自此由严酷向宽缓转折。
　　（1）罢门房之诛。北魏世祖时期的汉族地主崔浩因国书被诛案牵连到五个大家族，对汉族地主阶级的震动比较大。孝文帝即位后，为了加强统治，需要不断与汉族地主融合，消除汉族地主对其的戒备心理；同时他也认识到一味残暴地杀戮只能激起人民的反抗和国人的不耻；而且一人犯罪牵连他人“违失《周书》父子异类” 。所以他于“延兴四年六月诏曰：‘……下民凶戾，不顾亲戚，一人为恶，殃及合门。朕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已后，非谋反、大逆、干纪、外奔，罪止其身而已 。’” 北魏特有的门房之诛终于被废除了，从此在北朝的史籍记载上，门诛虽还偶尔出现，但已不是法内常刑。“夷五族，夷三族之刑，从此绝迹了 。”
　　（2）流刑列入五刑系列。汉文景二帝废除肉刑，本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刑罚文明化，但是又产生了“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的弊病 。因此，自汉止晋，一直存在着肉刑存废之争。事实上，肉刑也并未被彻底废除，至南北朝时期，宫刑仍有适用，甚至作为替代死刑的一种刑罚，试图解决刑太重导致的社会矛盾。北魏建立后，将鲜卑用刑习惯加以扩大汨扬，用流刑处置入死为重而入徒尤轻的犯罪，自此，其作为生死刑之间的中间刑的优越性日渐突出，地位遂冉冉上升。但此时，流刑非正刑，虽有适用但不普遍。太和十一年孝文帝审改有关死刑律条 ，大批死罪降减为流。太和十六年修刑律，孝文帝亲定徒刑流刑的适用范围，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从此，以死、流、徒、鞭、杖为内容的封建五刑体系得以确立，并经后世发展完善，影响愈千年。流刑列入主刑体系，有利于严格地衡量犯罪地轻重差异，克服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轻度犯罪重刑化，罪刑严重失衡的现象，可从刑罚体系的改造上保证缩小死刑的适用，遏制肉刑的恶性发展，不失为封建刑罚体系发展中具有积极意义的重大举措。
　　（3）废除裸体而斩的规定。长期以来，北魏在行斩之时，犯人要上身裸露，虽有“入死者绞”的规定，但是斩刑依然是常用的刑罚。孝文帝认为：“刑法所以禁暴息奸，绝其命不在裸形。”并下诏：“民由化穆，非严刑所制。防之虽峻，陷者弥甚。今犯法至死，同入斩刑，去衣裸体，男女亵见。岂齐之以法，示之以礼者也。今具为之制 。” 这样，受戮者免受裸骸之耻，同时不污风化。
　　二、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影响
　　孝文帝的法制改革继承了以德治化民功能为底蕴的儒术传统，改造总结北魏前期法制，同时为北魏后期以及北齐、北周的法制建设规定了方向。北朝封建法制儒家化运动遵循着太和改革的思路，走向深入和全面。可以说，太和年间的改革对北朝法制的发展有决定性影响。
　　1．孝文帝法制改革为北朝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孝文帝法制改革时期，北魏增廓辟壤已定，地方豪族分权转向中央集权，农业经济日益排挤游牧经济，世代徙移的游牧诸族逐步被纳入封建农业文明轨道，北魏已由“骑马民族国家转型为农耕民族国家 ”。诸胡面临重建统一价值观的转换期，孝文帝按照周礼“以教典扰万民，以礼典谐万民，以刑典纠万民”的理论框架进行法制改革，为北朝社会向封建化演进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为南北朝统一做了意识形态准备。
　　隆礼重道在北朝社会确立了封建意识形态，是推动北朝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其影响很快就显现出来。由于南北朝具有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南人也不由地欣叹“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 ”，时日已久，终于使“南方不再目北朝为种族、经济、文化全然不同之集团 ”。封建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此获得了真正扎实的基础。
　　2．孝文帝法制改革推动了北朝社会进步，太和时期的法制改革为北朝社会的封建化提供了秩序保障，而且由于它积极地参与了北朝社会的封建化进程，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改革中建立了包括司法系统这类主要的国家机构封建化的政治制度，实体法的主要领域也得到了改造。不仅是“教随时设”，立法灵活变通；禁止律外用刑，考核法司严格；而且用刑“务从宽仁”，改“以刑刑民”的重恐吓为“以刑禁民”兼重教化；控制死刑的适用，改造缘坐刑，减死增流等措施都体现了在儒家刑罚观指导下，封建刑法向“罪刑相当”法理靠近。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社会稳定发展，有不可否认的进步性。
3．孝文帝法制改革规定了北朝法制的发展方向，太和年间的法制改革，无不体现了隆礼仪、重教化、慎刑罚三环紧扣的总方针，儒家德刑相济、礼本刑用的理论被付诸实行，这不仅是对北魏建国百年法制加以反思和总结的结果，也为北魏后期以及北齐，北周的法制建设规定了方向，北朝法律从内容、结构、精神方面提高了礼法结合的层次，北朝法律制度的格局和风貌自此基本确定。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