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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条例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提高农村居民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根据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是指农村居民人人都应当享有的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基本卫生保健服务。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领导，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逐年增加卫生事业投入，增加幅度不低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支出的增长幅度，增加部分主要用于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提供捐助。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以农村为重点的卫生工作方针，提高处理农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制定并实施本行政区域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实施方案和区域卫生规划，使农村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达到国家和本省规定的目标。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妇幼保健、医疗及健康教育机构的建设，建立健全农村卫生服务体系。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并逐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计划、财政、农业、民政、教育、人事、药品监督、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有关行政部门和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
　　第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和指导村民委员会开展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
　　第九条　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实行定期考核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在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农村公共卫生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分级管理、以县级为主的农村卫生管理体制，全面负责农村公共卫生工作。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农村公共卫生基本项目和规划制定实施方案。
　　市（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省人民政府制定的实施方案，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农村公共卫生的规划和目标，并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健康教育，普及基本卫生知识，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使农村居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其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
　　第十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村镇建设规划，并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和技术指导。
　　第十四条　县级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实施农村集中式供水，普及自来水。各级人民政府对农村自来水设施建设和运营应当予以扶持。
　　鼓励和支持兴办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农村自来水厂。
　　第十五条　在农村新建改建办公用房、学校及其他公共设施和住房，应当同时修建卫生厕所。提倡在农村修建无害化厕所。
　　已建成的不符合卫生厕所要求的农村户厕、公厕和单位厕所，应当逐步加以改造。
　　实行集中式供水的农村，应当推行厕所粪便的无害化处理。
　　第十六条　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治理农村环境污染，逐步推行畜禽圈养和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开展除害灭病工作。
　　第十七条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农村传染病、地方病、寄生虫病、职业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以及儿童计划免疫工作，控制疾病的发生和流行。
　　第十八条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加强农村孕产妇和儿童保健工作，提高住院分娩率，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采取措施，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加强农村妇女病的普查普治工作，提高妇女和儿童健康水平。
　　　　　　　　　　　　　第三章　农村卫生服务体系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
　　第二十条　政府举办的县级医疗卫生机构负责农村基本医疗、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基层转诊、急救以及基层卫生人员的培训和业务指导。
　　第二十一条　乡（镇）卫生院由政府举办。乡（镇）卫生院以提供疾病预防、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为主，同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并承担卫生行政部门委托的公共卫生管理职能。
　　乡（镇）卫生院应当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实行全员聘用制。院长在具有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中公开招聘，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
　　第二十二条　村卫生室（所）应当由村民委员会举办。乡（镇）卫生院、村集体以及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承办村卫生室（所）。
　　村卫生室（所）承担卫生行政部门赋予的疾病预防和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任务，提供常见伤病的初级诊治。
　　第二十三条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在农村投资举办医院和医疗诊所。
　　第二十四条　农村公共卫生工作应当由具有卫生专业中等以上学历的人员承担。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乡（镇）卫生院中医科建设。鼓励应用中医药诊疗技术为农村居民服务。
　　农村中医药技术人员可以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的规定，自种、自采、自用中草药。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卫生技术人员业务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医生接受医学学历教育。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同级医疗卫生机构支援乡（镇）卫生院建设和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巡回医疗卫生服务。
　　政府举办的城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务人员晋升主治医师或者副主任医师前，应当到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累计服务一年以上，省、市（地）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服务情况进行考核。鼓励非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在晋升主治医师或者副主任医师前到农村医疗卫生机构服务。
　　　　　　　　　　　　　第四章　农村医疗制度
　　第二十八条　农村医疗制度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和商业医疗保险制度。
　　第二十九条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指由政府组织，农民自愿参加，实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互助共济的医疗制度。
　　第三十条　省、市（地）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和协调卫生、财政、农业、民政、审计、扶贫等部门，保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正常开展。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成立由有关部门和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村居民代表组成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负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协调和指导，具体工作由其下设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承担。
　　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当宣传、组织农村居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按照实际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数和补助定额给予资助。
　　第三十二条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管理和使用，应当专户储存、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应当定期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三十三条　农村建立和实行医疗救助制度，救助对象是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农民。农村医疗救助由个人提出申请，经农村居民代表会议评议，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后，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准，并由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提供服务。
　　第三十四条　鼓励有条件的农村居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
　　　　　　　　　　第五章　农村卫生工作监督与管理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规划、指导、检查、监督，主要职责是：
　　（一）健全农村卫生服务网络，保证基本医疗和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妇幼保健、健康教育等农村公共卫生工作的开展；
　　（二）制定并实施农村卫生人员培训规划和计划，加强农村卫生队伍建设；
　　（三）承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工作；
　　（四）组织城市医疗卫生机构支援农村卫生工作；
　　（五）监督检查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实施方案和区域卫生规划的实施情况。
　　第三十六条　开展农村初级卫生初级保健工作所需经费，分别由省、市（地）、县（市、区）财政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承担。
　　省、市（地）财政应当安排农村卫生专项资金，用于贫困地区的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
　　第三十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照本省农村卫生人才培养规划，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督促培养适应农村基层卫生工作需要的人才，并将健康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内容，在中、小学开设健康教育课。
　　第三十八条　人事行政部门应当会同财政、卫生行政部门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医学院校毕业生到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工作。
　　在乡（镇）卫生院工作的医学院校毕业生，其工资待遇适当高于在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中工作的同类人员。
　　第三十九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药品和医疗器械市场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非法交易和制售假劣药品的行为，保障农村居民用药安全。
　　第四十条　民政部门负责农村医疗救助工作。医疗救助资金通过政府投入、社会捐助、发行福利彩票等渠道筹集。
　　第四十一条　农业部门应当做好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动物源性疾病的免疫检疫工作。
　　第四十二条　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加强农村环境监测和监管，严格监控污染物的排放，加强对饮用水源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三条　广播电视和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应当督促大众传播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普及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知识的公益性宣传。
　　第四十四条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应当加强农村环境卫生的检查指导，组织实施改水、改厕规划。
　　第四十五条　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实行统计报告制度。
　　禁止隐瞒、迟报、谎报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有关数据。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市（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未按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的，分别由省、市（地）人民政府给予通报批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未按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有关部门给予通报批评，并由同级人民政府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贪污、侵占、挪用或者有其他未按规定使用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经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行为的，由市（地）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非法财物，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隐瞒、迟报、谎报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有关数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按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贪污、侵占、挪用或者未按规定使用农村医疗救助资金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非法财物，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条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法和农村医疗救助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４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自然法是什么？
——登特列夫的回答
中国政法大学2006级法学理论专业 杨天泰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植

引言
登特列夫在其经典著作《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序言中谦虚、深沉而充满激情的写道：“如果这么单薄的论文也配题献给谁的话，我将毫不犹豫的把它题献给稍后的黯淡岁月中的诸多友人，他们的事迹证明了，确有一种唯一值得我们为之效死的天地大法存在。”我想，登氏所谓的这种唯一的神圣到值得我们为之效死的天地大法，不是别的，正是能代表人类正义、反映人类本性、体现人之为人的价值的自然法。这自然法虽不为我们所见，却时时处处指导着作为人类的我们的行为，甚至在人类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对着某些所谓的“强权即是公理”的实在法大声说“不”。这自然法并非显而易见的规则体系，而毋宁是一种价值观念。那么，登氏又是如何来阐释这玄之又玄的“自然法”呢？
一、对“自然法”范围的限定及其研究路径
登氏在此书的开篇“导论”部分首先作出声明：“本书所要讨论的自然法观念，乃是涉及人类行为的而非涉及自然现象的一个观念。”登氏一开始就把自然法视为一种观念而非一种确定的客观实在；他把探讨范围限定在“涉及人类行为”的伦理学与政治学的范围之内。而探讨的路径不外乎历史与哲学两种。“但是以上两种路径，似乎都难以完全令人满意。”历史的路径不但繁琐沉重，而且往往会误导我们认为“自然法有十足连续的历史”，这种形式上的连续性让我们混淆了同一个名词（即自然法）所包含的不同观念和体现的不同思想。因为“除了名称相同之外，中世纪的自然法观念与近代的自然法观念，几无共同之处。”哲学的路径无疑可以摆脱历史路径带来的这种弊端，我们可以通过哲学的路径发现形式连续性掩盖之下的不同自然法观念的真正内涵并加以区分，却使我们发现“自然法竟是像鬼火一般的不可捉摸”。“要克服上述种种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兼采历史的与哲学的路径。” 这样以来，不但可以准确把握历史上各种“自然法”观念的内涵，而且能够正确定位这些内涵各异的“自然法”观念在历史上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二、“自然法”在历史或现实中之不同面相
在“自然法”抽象而学究的外观之下，我们可以在历史或现实中看到其所呈现的不同面相。登氏的著作中提及的第一个“见于法律的固有领域”的自然法之面相就是透过《查士丁尼法典》所展现的一个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罗马法的遗产能够成为我们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产和财富，其中的自然法观念功不可没。这观念使《查士丁尼法典》以全人类为立法对象，并自命具有普遍效力，而且这效力来源并非武力，而是“理性”——“法律之固有的尊严”。罗马时代的法学家们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之上苦心孤诣地探求一种“适用于一切民族与一切时代的永恒不变”（西塞罗语）的法律，这法律之所以如此神圣永恒，正是因为其以斯多葛学派的“人性普遍”与“人类平等”等哲学思想为基础，而不管是罗马人或者是雅典人，都无法摆脱这种相似而平等的人性而变为另一种生物。《罗马法大全》的编纂者们在其“文摘”部分煞费苦心的录入不同的法学家关于“自然法”、“国际法”、“国内法”等歧异明显的定义和法律的分类，也许是为了说明，自有各种具有不同效力范围的“法”存在，而不管法学家如何表述它们之间的这些不同。以罗马法的自然法学说为基础而建立的这个“无与伦比的完整而和谐的法律体系”不但颇为梅因所赞赏，而且登氏还提醒我们，罗马的法律传统，教导了西方世界把法律视为人类之共同本质，视为实现永远公平与善良的事物之一种不歇的努力。古典时期的罗马法律家抱有一项要求——要求法律符合于自然，符合于公道与正义。正是这项要求，使他们的自然法观念赋予法律一种固有的尊严与价值。
“自然法”观念在历史上呈现的另一个面相就是“一个完整伦理体系之基石”。自然法观念在中世纪成功地使神学智慧与俗世智慧相结合，这固然要归功于中世纪的教会法学者。“依教会法学者，自然法可以溯源至上帝，它的教诫之所以具有权威性，乃是因为它经过天启的证实与推行。”自然法由此获得上帝赋予的神圣性，而自然法之中包含的“人类理性”等哲学概念对基督教信仰也不无裨益。“自然法”实在是俗世智慧与神学智慧所共同体现的人类智慧之结晶。中世纪哲学之最伟大的代表圣托马斯阿奎那在其旷世巨著《神学大全》中对自然法观念作了一番全新的阐述。阿奎那所谓的“自然理性之光”即“自然法”是“理性的造物”即“人类”分享的“永恒定律”，而这“永恒定律”来自上帝，是上帝对人类的合理指导。登特列夫把阿奎那的自然法观念之贡献归结为三点：第一，阿奎那把自然法视为人之尊严与能力之表现。因为人类得自于上帝的理性，自然法得以成为人类专属的诫律。第二，阿奎那把自然法设想为道德之基础。因为人类得自于上帝的理性以及人性因此所具有的尊严与能力，体现人类理性与智慧的国家从而成为自然道德之最高表现。世俗权威因此得以正名。第三，阿奎那的自然法成为评判人类社会政治体制之好坏的最高准则。在这一点上，阿奎那认为国家及因其而生的法律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它们必须符合正义。这正义的涵义虽然有点含糊，但是不合正义的事以人类与生俱来的良知为标准的话却是易于判断的。人类并没有义务去服从那种不合正义的法律，即便他身为此种法律之下的臣民。
“自然法”观念在历史上所呈现的第三个面相，或者说是巨大的历史功绩，充分体现在美国和法国的大革命中，而且使自由与平等的伟大理想深入人心，甚至写入人类社会的法律典籍。登氏称其为“自然权利的理论”。这套理论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理性主义。近代自然法理论之建立者荷兰人格老秀斯将自然法观念翻新改造并作出了自己的阐释。他有一句名言：“即使上帝不存在，自然法也仍然不失其效力。”他甚至拿数学来作类比，声称：“正如即使上帝也不能使二加二不等于四，他也不能使本来是恶的东西成为不是恶。”自然法是不证自明的，它也许来源于上帝但并不完全依附于上帝。自然法之理性证据已然充分。于是自然法得以脱离神学的束缚，成为“俗世的”观念和智慧。第二，个体主义。个体主义发轫于个体之间的协议的契约观念。正如康德所言：“要把个体的自然权利置入国家架构之内，契约观念是唯一可行的法子。”登氏总结道：“就形式而言，契约乃是个体意志之表明——这意志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根据自然法而建立一种相互的义务关系。就实质而言，契约的内容就是个体之‘自然权利’，这权利被用以交换同等或更大价值的东西——社会之利益及政治组织之安全。”第三，激进主义。这套理论的激进充分表现在它为人权所作的的辩护上，这种凭借自然法之力量而自然地属于人的权利因而得以对既存体制进行抗辩或挑战。
三、“自然法”与“法律之本质”
法律是命令抑或正义？“自然法”明确摒弃“法律即是命令”的观念。法律何以不能是“主权者的命令”？如果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那么主权者便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因为其独立于法律之外。但是主权者并不能免除一切法律义务，否则便是不折不扣的强权与暴政，社会秩序无法建立。而且主权者的命令之外还有一些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可以称之为法律，譬如国际法。
法律是意志抑或理性？如果法律就是意志，无论这意志是上帝的意志或者是人民的意志，当上帝不存在或者人民的意志失去理性，法律又将呈现出何种面貌呢？法律尽可能是意志的表现，但未必尽然只是意志的表现，理性同样不可忽视。
登氏认为，自然法原是有关法律的一种界说，它隐含了对法律观念的一种扩充，甚至可以扩充到“任何规范人类行为的规则或准则”（胡克语）。这种扩充虽然太过宽泛和笼统，却有助于“使人们得以用新的眼光去了解法律现象。一种法律，即使不能对人施以制裁，仍然可以是一种法律”。例如国际法或宪法的某些条款。
自然法恰恰提醒我们，法律不仅仅是命令抑或意志，而应当更多地体现正义抑或理性。
四、自然法学说对“法律与道德”之关系问题的阐述
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的问题是历史上任何法理学派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美国法学家庞德在其著作《法律与道德》中对历史上的各法理学派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进行了一番近乎完美的梳理。庞德认为，法律与道德有着共同的起源，但在发展过程中分道扬镳了。他说：“将法律和道德彻底分开的做法（像分析法学家所追求的那样），以及将两者完全等同的做法（像自然法学派所追求的那样），都是错误的。”这不失为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所作的一个中肯而客观的定位。但是在登特列夫看来，庞德把法律与道德等同的错误做法归咎于自然法学派确实有点冤枉了这些虔诚而勤勉的自然派法学家们。
登氏总结了法律与道德混淆的两种情况：第一，法律道德化，即法律从属于道德。这源于自然法理论认为法律的目的不仅在于使人服从，也在帮助他们成为有道德的人。这显然不利于法律的独立与发展。第二，道德法律化。把法律评价引进道德领域，这样做的后果对法律抑或道德都不利。“正如人们感到法律之道德化有违法律经验之证据，人们也感到道德之法律化会危害到道德的本质。”譬如以武力强制迫人为善，这“善”还是不是原来的“善”？
登氏随后开始为自然法学家们为区分法律与道德所作出的贡献仗义执言。法律与道德之区分已为法学界诸多学者所熟知，正如庞德总结的：“在主旨方面，据说道德涉及人的思想和情感，而法律只涉及人的行为；伦理学的目标是完善人的个体品格，而法律只是尝试去调整个人和个人之间、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据说道德更关注这类行为背后的事物，而不仅仅是行为本身。相反，法律关注行为，并且只是关注表现于行为性质之中的思想与情感，并以此判断它们对一般安全或一般道德所构成的危害。”登氏也把法学家们所作的这些区分总结为三点：第一，法律是社会的或客观的，道德是个体的或主观的。在登氏看来，这个区分，“即使经院学者，对这个要义也不是完全懵然无知的。”阿奎那就认为，自然法作为一种道德诫律，管辖范围是及于“一切德行”的，但人订的法律基本上并非以增进美德为目的，而毋宁是确保一个和平的共同生活的目的。这个目的正是社会性的目的。第二，法律的强制力不同于道德之约束力。登氏眼中的中世纪自然法理论家已经领会到法律命令与道德命令的区别了。第三，法律的“外在”与道德的“内在”。法律更多是源于外在的经验，而道德则深入人们内心的良知。法律义务之“外在性”也被早期伦理与自然法作家认识到了。他们典型的代表就是阿奎那和胡克。阿奎那认为，鉴于“人只能看到呈现的事物”，所以人只能对外在行动下判断；只有上帝才能判断意志的内在活动，深入人之不为人见的内心深处。胡克则称，人订的法律关注“已发”，只管行为；上帝的法律则可以关注未发，注重人的心灵。在这个总结之后，登氏为自然法学说正名道：“自然法学说绝不是使以上两个领域（即法律与道德）混淆的祸首，相反的，它使人对其差异有更深的认识。
尽管部分法学家希望通过法律与道德的这些区分而试图将法律与道德截然分开，但是其结果却让他们失望了。道德未必就是个体的，人类社会确实存在着公共道德。登氏说：“一种纯属个体的道德是无法想象的。”法国人涂尔干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无论群体是什么样的，道德与群体成员的身份是一并形成的。”法律的强制力也并不能必然证成法律之为法律，因为强盗同样可以有强制力，而且某些法律即是没有明显的强制力也不失其为法律，譬如国际法与宪法的某些条款。法律之外在性也是模糊和大概的，因为即便是外在命令也需关注内在的意志与自由，否则法律之中便不会有“善意”、“恶意”之类的概念了。自然法学说让我们直面法律与道德之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使我们认识到二者的区分不是那么简单。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自然法学说既承认法律与道德的紧密联系，也不否认二者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却应当是更深层次的。
五、结论
是时候下结论了。登特列夫在全书的结尾引用了康德的一段名言之后，写道：“上面所说的价值与规范恰好重合的地方（它就是法律之终极根源，同时也是道德生活之肇端），我相信，正是两千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名之为自然法的东西。”依他，规范与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是并不是必然分离的，虽然不是所有的规范都可以作出价值判断，但是总有一些规范（而不管这些规范是不是被承认为法律）是需要作出价值判断的，价值与规范必然有其重合的地方，而这正是人们以“自然法”这个语言之中的词汇来命名的。自然法是对“什么是法律”这个被法学家和哲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的一种回答。为什么在这个问题的诸多答案之中，自然法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呢？康德告诉我们，“光知道法律实际上‘说或曾经说’什么并不足以使法律家知道法律‘是’什么，而只能使他们知道在某时某地有些什么与法律有关的事物。”也正如先贤西塞罗假马卡斯之口所说的，“但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我们是要以一种方式去全面探究普遍正义与法律之整个领域。相形之下，我们自己的民法，倒显得是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角落了！”“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的完满答案不但也回答法律是“什么”，而且要回答法律“何以”存在法律，法律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等等诸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实证主义法学家所无法回答或者有意回避的。而自然法学说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缺。登氏认为，“自然法观念同时带有法律的性格与道德的性格。对自然法的一个最佳形容，也许就是说它为法律与道德的交叉点提供了一个名称。……自然法原就是一种努力，想以法律的或‘规范的’术语来陈述某些被认为绝对有效的价值。”也正如他在导言部分所说的，“如果没有自然法，意大利半岛上一个农民小共同体的渺小法律，绝不可能演变成为后来国际文明的普遍性法律；如果没有自然法，中世纪神学智慧与俗世智慧之综合，亦必永无可能；如果没有自然法，恐怕也不会有后来的美国与法国大革命，而且自由与平等的伟大思想，恐怕也无由进入人们的心灵，再从而进入法律的典籍。”
不管是何种法学派别的法学家，他们都在追求着自己渴望的理想的法律。自然法学家追求一种永恒与绝对的价值标准；实证分析法学家希望法律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社会法学派学者则希望法律成为社会控制的有力工具；历史法学派学者则希望法律成为民族精神的体现；甚至概念法学者希望构建一个完美的“概念天国”……我们都希望未来的世界或者说未来的法律世界更加美好。但是我无法想象，一个完全抛弃自然法学说的指引，完全剔除了道德的法律体系将会是何种面貌？无情？机械？僵化？但我知道，就算有这么一个法律体系的存在，这个体系也无法完全排除立法者、司法者或者守法者作为个体的良知。哲学家柏林曾经说过：“人之所以可能理解其当代人或任何时代的人，人类相互间之所以可能彼此沟通，却有赖于某种共同的价值存在，而不仅止于依靠大家共有的一个‘实际世界’的存在。后者只是使人类能够互相沟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人类若要彼此沟通，便需要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基础，亦即是一些互相关连的概念与范畴，这对人类的沟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唯有依赖这一点共同的基础，我们才能认清其他的人之所以为人，其他的文明之所以为文明的原因。”我想，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法未尝不是一个不同时代或地域的人类可以而且能够互相沟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意］登特列夫著：《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李日章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
2.［美］庞德著：《法律与道德》，陈林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3.［法］涂尔干著：《社会学与哲学》，梁栋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
4.［英］以赛亚•柏林著：《自由四论》，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