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私法中的法律规避制度
于颖
内容摘要：法律规避作为国际私法中的一个独特法律问题，与一般当事人规避法律的行为有着显著的区别，法律规避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冲突着各国法律的威严。因此，研究法律规避问题的构成要件和效力问题，从而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的正常发展也显得更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Abstract: Evasion of the law takes in th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 unique legal matter，dodges legal with the common litigant the behavior to have the remarkable difference. The evasion of the law phenomenon usually occurs that seriously conflicts the various countries' law dignity. Therefore, we should research evasion of the law question constitution important document and potency question. Thus the promo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people trading contact normal development have the theory valueness and the practice significance.
关键字： 法律规避 法律规避的认定 法律规避的效力
Keyword: evasion of the law cognizance the evasion of law the effect of evasion of law
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
法律规避是指在涉外民商事领域，当事人有意识地变更法院地国冲突规范连接点所涵盖的具体事实，并以变更后的具体事实为媒介而间接取得对另一国法律的适用，避开原本应适用的强制性和禁止性实体规范或程序规范，的一种规范层面的选法行为或逃法行为。自1878年法国法院审理的鲍富莱蒙案以来，法律规避便成为国际私法的一个基本问题，引起了国际私法学者的广泛注意和较为深入的研究。 随着现代国际民商事的交往日益增多，法律规避现象时有发生，不仅存在于亲属法、婚姻法，契约法领域，而且几乎渗透到国际私法的各个领域，诸如公司法、运输法、保险法等。
基于对鲍富莱蒙案的研究，关于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在理论界存在着 “三要素说”、“四要素说”和“五要素说”等其他不同的争议。其中“三要素说”认为构成法律规避应具备：（1）当事人必须有规避法律的意图；（2）被规避的法律必须是依冲突规范本应适用的法；（3）法律规避是通过故意制造一个连结点的手段实现的。[1] 而“四要素说”认为 （1）从主观上讲，当事人规避某种法律必须出于故意；（2）从规避的对象上讲，当事人规避的法律是本应适用的强行性或禁止性的规定；（3）从行为方式上讲，当事人规避的法律是通过故意改变或制造某种连结点来实现的；（4）从客观结果上讲，当事人规避法律的目的已经达到。[2] 主张“六要素说”则认为以下六个要件：（1）法律规避必须有当事人逃避某种法律的行为；（2）当事人主观上有逃避某种法律规定的动机；（3）被规避的法律必须是依法院地国冲突规范本应适用的实体法，并且必须是这个法律中的强制性规则；（4）法律规避必须通过改变构成冲突规范连结点的具体事实来实现的；（5）法律规避必须是既遂的；（6）受诉国必须是其法律被规避的国家。[3]
从上述主张中，不难发现学者们对法律规避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的立场是一致的，即法律规避的当事人必须有规避法律的意图。这一构成要件被法国学者视为 “法律规避的特有因素”，是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法律规避的首要标志。当事人规避法律的方式通常都是利用冲突规范通过改变连结点来实现的。当事人制造连结因素的方式具体来讲有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直接制造构成连结因素与具体的事实状况，以逃避对其不利的准据而法适用对其有利的法律。在实践中，法律规避行为大多是通过这一途径实现的。当事人直接制造连结点的方式主要有两个：其一是改变客观事实状况，如改变住所所在地、行为地等；其二是改变法律事实状况，如改变国籍。第二种途径是间接制造连结因素的具体事实状况，即当事人通过直接改变构成法院地冲突规范范围（亦称连结对象）的具体事实状况，经识别过程得以逃脱本应适用的冲突规范，而使指定对其有利的法律的冲突规范得以适用。至于客观结果，学者大都认为应具有既遂性，因为当事人的行为只有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法律规避的事实，其所希望的某个实体法才能得以适用，对其不利的准据法才能得以排除，其目的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四要素说”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法律规避问题的认定与理论基础
在现实生活中，连结点的改变有时是正常的。那么如何判断其是否为法律规避行为，就引出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就是法律规避的认定问题。之所以说其复杂是因为它涉及到 “对当事人的内心意识的侵入”，而法律只涉及其外部行为，关于意图是不能得到可靠的结论的。这就会使法官作出不可接受的专断结论。
在对于规避问题的界定上，首先应从法律规避的定义方面给予特殊的与以往的法律规避界定稍有差异的，正如以下几点值得强调：（1）从规范层面看，法律规避本质上是当事人的一种正当的利用法律的行为，是一种非制度性行为。（2）当事人法律规避时必然同时存在利用冲突法规范和避开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的双重性，因为法律规避是通过借助连接点的媒介作用而实现规避本应适用的准据法。另外这种强制性和禁止性规范的范围不限于传统学说从国内法角度的强行性或禁止性规范，而且还包括强制性程序性规范。（3）连接点是一个具有涵盖性的抽象的法律因素，它是由众多的具体法律事实因素构成的，而法律层面的连接点本身并非当事人所能变更得事实因素。（4）当事人法律规避行为，除了规避本国强行法认为无效成为普遍做法，在实质层面通常是一种法律效力待定的行为，例如规避外国法律的行为。因为法律规避是规范意义的形式合法行为，它置于当事人自主选法优先适用和法律禁止性规定优先适用的矛盾之中。即法律对其体系中的任意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的效力何者优先问题，其效力的正当性在于两国间的冲突法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何者优先适用问题，在于涉外民事领域法律规避受到不同国家对实质违法和形式违法不同认定标准的判定。因为各国对其利益在法律规范上的表述存在着差异，比如A国将某利益规制于强行性规范而B国却将其规制于任意性规范，所以从A国的角度来将尽管当事人利用的是B国的任意性规范那也是为A国所不能接受的。但若两国在这一利益的规制上立法一致，则当事人行为的有效性是确定的。
研究法律规避有必要把它放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内去全面地把握，力求先从普适性方面整理出它的概念和要件，才能进一步就某领域内的法律规避问题作出更具体的分析研究。而且，事实上，世界范围内的法律规避有时也确实发生在区际（如美国的州与州、我国的内地与港澳台之间）、人际（如不同的宗教地区和信徒之间）的法律抵触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地分析、归纳、总结、研究。例如，按照美国国际私法，婚姻的实质成立要件适用婚姻举行地法，若居住在密歇根州的表兄妹要结婚，故意避开本州不准表兄妹结婚的规定而到允许其结婚的肯塔基州结婚，这也是一种法律规避。又如，在叙利亚，人的身分能力适用其所属宗教法，于是，一个基督教徒受到应给付其妻赡养费的判决后，即改信伊斯兰教，因为按照伊斯兰教法，夫无须赡养其妻，这也是一种法律规避。
基于理论与实践，有学者认为以下五种情形不能视为法律规避：（1）当事人改变了国籍，但他在新的国籍所属国连续居住，且该国籍正是当事人长期期望取得的；（2）某当事人错误地规避了不存在的某项实体规范的适用，这种行为可以不视为法律规避；（3）当事人改变连结点时，错误地选择了一个连结点；（4）当事人拟改变或创设一个新的连结点，但事实上他未成功；（5）如果某法人在特定国家有一个“有效的住所”，不论其选择此住所的用意如何，不能将此项选择视为法律规避。[4]虽然这几种情形并不全面，但在司法实践中易于付诸实施，可以帮助法官更好的把握法律规避的主客观构成要件，正确判断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法律规避，在立法上是值得借鉴的。
法律规避的效力界定
一 主要学说： 在国际私法领域中，对于法律规避的效力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学说。
（一）法律规避无效论
欧洲大陆学者大多认为，法律规避是一种欺骗行为。根据“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的原则，在发生法律规避的情况下，应该排除当事人所希望援用的法律的适用，而适用本应适用的法律。法国学者巴丹和巴迪福认为，规避法律的行为损害了冲突规范及其指定的准据法的威信，本质上是一种欺诈行为，只要不存在其它相反的解释，就不应该承认其效力。[5]
法国的尼波叶(Niboyet)等人认为，法律如果被人以欺诈的方法窃用，应该予以惩罚；对利用国际私法的适用法规造成与立法目的相反的效果，不能予以承认，这样做将使人不作非法之想。巴迪福（Batiffol）进一步指出，合法的目的不能使非法的行为无效，目的不能为手段辩护。但是，非法的目的却使本质上合法的行为无效。[6]
（二）法律规避有效论
德国的韦希特尔（Waechter）和法国的魏斯(Weiss)认为，既然双边冲突规则承认可以适用内国法，也可以适用外国法，那么，内国人为使依内国实体法不能成立的法律行为或法律关系得以成立，前往某允许为此种法律行为或设立此种关系的国家设立一个连结点，使它得以成立，这并未逾越冲突规范所允许的范围，因而不能将其视为违法行为。[7]
根据英美国家的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法律规避行为并不被认为是一种违法行为，而被认为是一种法律允许的合法行为。这些国家从尊重个人自由原则出发，认为当事人规避构成连结点具体事实的行为并不违背冲突规范的原意，既然冲突规范为当事人提供了选择法律的可能，那么当事人通过创造事实条件使冲突规范指向其希望适用的法律，就不应该归咎于当事人，如果要防止冲突规范被人利用，就应该由立法者在冲突规范中有所规定。有的学者认为,否定法律规避的效力不利于保护国际民商事交易和善意相对人的利益，使国际民商事交往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安全感。[8]如果否定法律规避的效力，那么确定法律规避行为是否存在就成为国际民商事交往是否有效的先决条件，因为一场交易很可能因一方不能预知的另一方的法律规避行为而被判决无效。
“法律规避有效说” 受到很多批评，批评者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如果承认法律规避的效力，必然造成法律关系的不稳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
（三）法律规避相对有效论
法律规避相对有效论又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规避内国法无效，规避外国法有效；另一种观点认为，规避内国法当然无效，但对规避外国法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如果当事人规避外国法中某些正当的、合理的规定，规避行为无效；反之，如果规避外国法中反常的规定，规避行为有效。第二种观点也是我国多数学者的意见，但我国有的学者对该理论提出了反对，指出“该理论一方面认为法律规避是欺诈行为,具有实质上的违法性,另一方面却又认为法律规避有可能是有效的,尤其是在规避外国的法律时有可能是有效的。这明显违背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的原则。而且这一理论隐示,欺诈的道德和法律属性应随欺诈的对象而发生变化,这显然是一种敌对思维,而不是合作思维,它包涵着一种对外国法的歧视态度。”
立法实践中，很多国家的法律通常规定规避本国法的行为无效，而对规避外国法的效力持回避态度。支持“法律规避相对有效论”。我国采取的主要就是这种观点，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4条规定：“当事人规避我国强制性或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的效力。”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2000年）第13条规定：“当事人故意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性或禁止性法律规定的，不得适用当事人企图适用的法律。”
二 法律规避的效力认定
因为法律规避涉及规避主体、规避行为、规避客体以及由此引起的法律关系，所以，不管规避的是内国法还是外国法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范，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其效力。而不应该只是泛泛的根据是有效还是无效的笼统确定。
一、 当事人所规避的法律规范是否足以保证其正当利益能够实现
这涉及到所谓的良法恶法说。当然，判定是否良法，要受到不同文化传统观念的影响。但同样肯定的是，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和各国间包括文化层面交流的日益增多，判定良法恶法的标准有一个统一的道德底线，如平等、人权、人性化、以人为本等观念[9]。按这种现代的观念看，世界上确实存在过恶法，而且现在还有部分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不能说是良法的法，如过去法西斯德国的法、南非种族隔离法、法国和意大利曾经存在的不准离婚的法、有些国家禁止有色人种与白种人通婚的规定等。现在的问题是，在此类法域内的法院是否可以根据上述理由不适用自己国家制定的法？其实，就法律规避而言，当事人都是利用了双边冲突规范的指引。既然国家制定了这种作为本国整体法律一部分的冲突规范，从而被当事人所利用，这是国家制定这种冲突规范时所应想到的，而且制定出来就是为了让居民利用的，不能说这种利用违反了制定国的法律。至于当事人最终规避了制定国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范，而使对自己有利的准据法得以适用，这正是冲突规范指引的结果。所以，制定国的法院以此认定和裁判，不能说没有适用自己国家的法律。一国的法律体系是一个整体，若以当事人规避制定国实体法为由认定规避行为无效，那么，制定国的冲突规范本身是不是还要适用？还是不是法？这时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二、 当事人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
一般地说，学者、立法及司法实践都反对“客观归罪”，体现在法律规避上，判定当事人的规避行为是否有效，也必须考虑到当事人的主观方面。判定当事人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要看其规避当时是否想要摆脱良法善俗的规制并对其想要规避的法域的公共秩序产生特别重大的不良影响，而不能仅仅看其追求对自己有利的法律适用。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和本能，而人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绝不能只根据当事人的这一做法而否定法律规避的有效性。
当然，作为对立的双方，当事人追求对己有利的法律适用，一般地说，会对对方的利益造成不利或损害。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许多事情不能两全其美。一方面要看对方的利益是否合法而不合乎现代社会共通的普遍的一般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还要看当事人当时在合法而不道德的情况下所受到的痛苦、不幸、损害和牺牲。
三、 当事人规避的事由是否正当或值得同情
这一点也要从所规避的法是否良法和现代社会一般的道德来判定，另外，还要考虑到当时当事人事由的紧迫程度[10]。比如，当事人在当时的法域里，因为不能够合法地离婚而致精神病、自杀或面临终生不幸和痛苦，因为投资等方面面临急迫的巨大损失的危险，而所在法域的法律不能很好地给他以适当及时的救济，这时，他被迫选择规避这个法域的法律适用的行为就是正当的和值得同情的。假若其所在法域的情况正好相反，则他肯定不会选择这种费时费事的规避行为。所以，当事人规避事由的正当性是与其所规避法域的法律的不正当性紧密相连的。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四、 当事人的规避行为是否预示或促进法律的进步
我们不能说，任何时候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是对的。从法律及其体系的历史看，都有一个渐进有时甚至是暴发式的进步过程，而且，具体到每个国家，法律进步的情况有的快有的慢，千差万别，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些国家因宗教、文化传统等因素而保留了较多的落后成分。这些法律成分，之所以说它落后，是因为它们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一般的普遍的道德观念，因而也是不正当的。这种情况在转型期的国家和社会里也比较多见。所以，既然法律有不正当的法律，则当事人规避法律的行为就有可能是正当的，而法律有内国法和外国法之分，则当事人规避内国法也就有正当的可能性。
关于修改《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的决定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修改《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的决定
（1999年9月20日天津市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天津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主任会议提请审议的关于修改《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的议案，决定对《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第二条修改为：“市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议、决定，对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对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有关法规问题的决议、决定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监督（以下简称执法检查）。”
二、第三条改为第四条。增加一条，作为第三条：“市人大常委会围绕法律、法规实施中涉及本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确定执法检查的重点。”
三、删去第五条。第四条改为第五条，修改为：“执法检查的目的是，保证法律、法规的正确贯彻实施，监督和支持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发现并纠正法律、法规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发现和总结执法工作经验，及时推广。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和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执法检查，不直接处理具体案件和问题。”
四、第六条修改为：“执法检查应当有计划地进行。制定执法检查的年度计划，应当充分考虑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以及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所反映的意见。执法检查年度计划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拟定，报主任会议批准后，印发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并通知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和区、县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年度计划因特殊情况需要变更的，应当经主任会议批准。”
五、第七条修改为：“执法检查应当制定执法检查方案。执法检查方案由执法检查工作的承办部门拟定，报主任会议批准。
执法检查方案应当包括执法检查的目的、内容、方式、时间、要求等事项。”
六、第八条修改为：“执法检查应当根据需要，按照精干、效能、便于活动的原则，成立执法检查组。
执法检查组由组长一人、组员若干人组成。执法检查组组长，由主任会议在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确定。
执法检查组成员应当是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或者市人大代表、在津的全国人大代表。执法检查组可以邀请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的有关人员、有关专家和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以及区、县人大常委会的负责人参加工作。
执法检查组可以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
七、第九条修改为：“涉及全市的或者有重大影响的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主任会议可以建议区、县人大常委会按照执法检查方案的要求，在本行政区域内组织检查。”
八、第十条修改为：“执法检查组成员及其工作人员应当熟悉和掌握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认真收集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材料，为执法检查做好准备。”
九、第十一条修改为：“执法检查组可以采用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抽样调查、实地考察、查阅有关案卷材料等形式，了解和掌握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执法工作的真实情况，发现法律、法规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必要时，可以委托有关机构进行社会调查或者请有关部门进行检验、检测并出具报告。”
十、第十二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应当接受执法检查。执法检查方案要求自查的，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应当对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执法责任，认真组织自查。”
十一、第十三条修改为：“执法检查组应当在执法检查方案规定的期限内提出执法检查报告。
执法检查报告应当包括对所检查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评价，对法律、法规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的分析，改进执法工作、处理违法案件以及有关问题的建议等内容。
执法检查报告可以包括对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的负责人和执法人员的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情况的评价。
执法检查报告应当客观、真实地反映情况，提出的建议应当切实可行。”
十二、第十四条修改为：“执法检查报告由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必要时，市人大常委会可以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
十三、第十五条改为第十六条。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执法检查报告由执法检查组组长或者受其委托的执法检查组其他成员向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报告。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就法律、法规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进行询问。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的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执法检查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十四、第十六条改为第十七条，修改为：“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执法检查报告和提出的审议意见，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以书面形式送交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
十五、第十七条改为第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应当贯彻执行市人大常委会有关执法检查的决议、决定，落实审议意见，并在三个月内将改进的措施以及取得的效果向市人大常委会作出书面汇报；必要时，主任会议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主任会议可以责成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对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贯彻执行有关决议、决定和落实审议意见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执法检查中发现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的规范性文件违反宪法、法律、法规的，由主任会议责成有关机关纠正或者由主任会议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依法予以撤销。”
十七、第十九条改为第二十一条，修改为：“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市人大常委会可以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该机关的负责人，可以建议有关机关给予纪律处分：
（一）拒不接受检查的；
（二）不提供真实情况的；
（三）对市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和审议意见，拒不执行和办理或者有意拖延的。”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二条：“执法检查组在检查时应当轻车简从，严格自律，实事求是，依法履行职责。对执法检查组成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市人大常委会应当查明情况，严肃处理。”
十九、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三条，修改为：“市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委员会根据市人大常委会或者主任会议的授权，可以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并将检查的结果报告主任会议。主任会议认为必要的，可以进行审议，提出审议意见。
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对主任会议提出的审议意见，应当认真办理，并在三个月内将办理结果报告主任会议。”
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分别改为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公布。
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
（1994年7月14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9年9月20日天津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维护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市地方性法规的尊严，保证法律、法规的正确执行，使市人大常委会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监督更富有实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市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议、决定，对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对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有关法规问题的决议、决定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监督（以下简称执法检查）。
第三条 市人大常委会围绕法律、法规实施中涉及本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确定执法检查的重点。
第四条 市人大常委会依法对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中级人民法院、天津海事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下简称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的执法工作进行检查监督。
第五条 执法检查的目的是，保证法律、法规的正确贯彻实施，监督和支持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发现并纠正法律、法规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发现和总结执法工作经验，及时推广。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和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执法检查，不直接处理具体案件和问题。
第六条 执法检查应当有计划地进行。制定执法检查的年度计划，应当充分考虑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以及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所反映的意见。执法检查年度计划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拟定，报主任会议批准后，印发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并通知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和区、县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年度计划因特殊情况需要变更的，应当经主任会议批准。
第七条 执法检查应当制定执法检查方案。执法检查方案由执法检查工作的承办部门拟定，报主任会议批准。
执法检查方案应当包括执法检查的目的、内容、方式、时间、要求等事项。
第八条 执法检查应当根据需要，按照精干、效能、便于活动的原则，成立执法检查组。
执法检查组由组长一人、组员若干人组成。执法检查组组长由主任会议在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确定。
执法检查组成员应当是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或者市人大代表、在津的全国人大代表。执法检查组可以邀请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的有关人员、有关专家和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以及区、县人大常委会的负责人参加工作。
执法检查组可以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
第九条 涉及全市的或者有重大影响的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主任会议可以建议区、县人大常委会按照执法检查方案的要求，在本行政区域内组织检查。
第十条 执法检查组成员及其工作人员应当熟悉和掌握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认真收集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材料，为执法检查做好准备。
第十一条 执法检查组可以采用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抽样调查、实地考察、查阅有关案卷材料等形式，了解和掌握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执法工作的真实情况，发现法律、法规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必要时，可以委托有关机构进行社会调查或者请有关部门进行检验、检测并出具报告。
第十二条 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应当接受执法检查。执法检查方案要求自查的，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应当对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执法责任，认真组织自查。
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和有关部门应当向执法检查组提供真实情况和其他必要的协助，不得对向执法检查组反映情况的当事人进行打击报复。
第十三条 执法检查组应当在执法检查方案规定的期限内提出执法检查报告。
执法检查报告应当包括对所检查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评价，对法律、法规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的分析，改进执法工作、处理违法案件以及有关问题的建议等内容。
执法检查报告可以包括对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的负责人和执法人员的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情况的评价。
执法检查报告应当客观、真实地反映情况，提出的建议应当切实可行。
第十四条 执法检查报告由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必要时，市人大常委会可以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
第十五条 执法检查报告由执法检查组组长或者受其委托的执法检查组其他成员向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报告。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就法律、法规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进行询问。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的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执法检查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十六条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就法律、法规实施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对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提出质询，由主任会议决定交受质询的机关书面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在常委会会议上口头答复。
第十七条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执法检查报告和提出的审议意见，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以书面形式送交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
第十八条 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应当贯彻执行市人大常委会有关执法检查的决议、决定，落实审议意见，并在三个月内将改进的措施以及取得的效果向市人大常委会作出书面汇报；必要时，主任会议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主任会议可以责成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对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贯彻执行有关决议、决定和落实审议意见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第十九条 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违法案件，主任会议可以根据情况，决定交由有关机关处理，或者交由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进行调查。交由有关机关处理的，有关机关应当及时将处理情况报告主任会议；交由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进行调查的，有关工作机构应当将调查结果报告主任会议。主任会议可以书面形式要求有关机关限期处理；必要时，主任会议可以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市人大常委会对执法检查中发现并查明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违反法律、法规的，依据职权分别情况交由有关机关处理。
第二十条 执法检查中发现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的规范性文件违反宪法、法律、法规的，由主任会议责成有关机关纠正或者由主任会议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依法予以撤销。
第二十一条 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市人大常委会可以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该机关的负责人，可以建议有关机关给予纪律处分：
（一）拒不接受检查的；
（二）不提供真实情况的；
（三）对市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和审议意见，拒不执行和办理或者有意拖延的。
第二十二条 执法检查组在检查时应当轻车简从，严格自律，实事求是，依法履行职责。对执法检查组成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市人大常委会应当查明情况，严肃处理。
第二十三条 市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委员会根据市人大常委会或者主任会议的授权，可以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并将检查的结果报告主任会议。主任会议认为必要的，可以进行审议，提出审议意见。
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对主任会议提出的审议意见，应当认真办理，并在三个月内将办理结果报告主任会议。
第二十四条 新闻单位应当对市人大常委会的执法检查活动及时进行宣传报道。市人大常委会可以就执法检查和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违法案件及其处理结果，以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向公众公布。
第二十五条 区、县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执法检查，可以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