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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环境保护法律问题探究

毛卫厅


摘要:
修改后的宪法二十一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宪法的这一规定使民营企业的法律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民营企业的发展进入了又一个美好春天，但是在民营企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却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本文探讨了民营企业在环境保护中的社会责任，并在建立健全环境立法的同时探讨民营企业引入ISO14000标准认证的实施，希望建立一整套对民营企业环境保护的评价体系，并鼓励引入民营企业的民间资本参与环境保护的投资，从而有效地控制因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而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关键词: 民营企业 环境保护 社会责任 ISO14000标准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民营企业异军突起，迅速发展。在去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中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之一的温州，是一座经济繁荣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其经济的支柱和主要特色就是民营经济。据不完全统计仅温州市就有13多万家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的法律地位已被写入宪法, 但是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却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若不认真加以解决这些问题，势必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的冲击，反过来也必将制约我国经济包括民营经济的发展。
任何一个企业，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要激烈地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那么就必须追求较高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一个企业的生存之本。民营企业要谋求自身更很的发展，就必须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可以说众多的民营企业都有这样一个目标：“低投入，高产出”，有点数学知识和经济学头脑的人都知道，投入和产出这两个量之间是成反比关系。当固定产出的时候要获得高的经济效益就必须降低投入，所以民营企业就不愿意增加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前几年在治理淮河过程中，有些企业就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配备治污设备，白天排放处理后的“白水”，晚上没人看见的时候排出来的水就变了颜色，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导致企业的污水处理设备成为摆设品。
在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初期，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自身，考虑环境因素的比较少，人们更多把目光放在经济蛋糕的增长问题上，更多地关注GDP数字的攀升，而直到最近几年以来，由于一系列环境问题开始危及到增长甚至已影响到整个社会发展的时候，人们才开始重新认识并重视起环境问题来。
不可否认，GDP的增长必然要付出一定的环境代价，但是，能否找一种最优选择，把这种代价降到最低？
我们知道，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每个社会主体都应该为其行为负责。民营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应该为其行为负责，民营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主体，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承担起维护我们公共的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民营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是可以理解，但是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不能以牺牲公众的环境利益为代价。固体废物，污水，废气的排放，使必会造成环境的污染，环境污染将会侵犯公众的环境利益，这就导致社会的一种不公平。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平等地享有环境权，但是自己的环境权却很难行使。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对于已经发生的环境侵权行为应当立即停止该侵权行为，妨碍他人行使民事权利的应排除这种行为。有权利要求环境侵害的一方赔偿损失，但是由于环境污染的潜在性，一开始它对公众造成的环境侵害不是很明显。虽然有环境侵害的存在即使公众也认识到了，但是不是到了环境污染严重侵犯了自己健康的时候公众是不会提起诉讼要求赔偿的，因为从我国的环境立法来看，有关的法律法规过于简单，用语含糊，可操作性不强，很难成为公民主张环境权的直接依据。即使民营企业对环境污染的事实存在，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不会被公众要求环境侵害赔偿，但是民营企业作为社会成员应该认识到环境保护既是自己的义务，更是对社会应负的一种责任。
随着入世和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加深，国内民营企业要在全球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壮大，关键还在于民营企业本身，只有具有良好企业形象，得到社会高度认可的企业及其产品才具有持久的竞争力。为此，温州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强调企业责任就是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要对员工负责、对消费者负责、对社会资源环境负责。
在过去的理解中，很多民营企业只关注最低层次的社会责任，他们认为只要企业能赢利、纳税就是尽到了社会责任，或者仅仅把企业的社会责任等同于社会公益事业。而忽略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即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因为认识不够，造成了很多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一些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中，普遍存在着污染环境和资源浪费等一系列问题，没有形成一种对整个社会负责的社会责任感。
民营企业关注社会责任是全球化背景下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除了民营企业经营者自身的道德良知和长远眼光，还要依靠政府的积极推动和引导。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动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
首先，政府应当灌输一种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领导者要深刻理解社会责任大于企业发展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政府应当帮助企业树立社会责任的观念，要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体系。
其次，政府应该完善法制建设。将企业的相关社会责任要求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使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遵守劳动法、生产安全法以及环境保护法等，企业在做到守法经营的同时也就体现了社会责任。
第三，有必要建立一套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体系。如今中国对企业的评价标准还仅仅停留在经济标准上，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企业竞争力的要求。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从经济、社会、环境三方面全方位评价企业的指标体系，采取绿色GDP统计。
第四，在舆论导向上，政府应当扩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引导社会关注和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积极评价重视社会责任的企业，营造一种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良好氛围。如在企业评优评强的活动中，将增加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作为评比的一项标准。
此外，公众应该建立起社会舆论的监督体系帮助民营企业提高社会责任意识。
政府和社会舆论可以帮助民营企业意识到社会责任，但是这些毕竟是外部因素，关键是民营企业自身应该意识到企业应负的社会责任。
如何更好地解决民营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光凭借民营企业逐渐意识到的社会责任感还是不够的，社会责任说到底就是民营企业或者说是民营企业老板道德层面的问题。有些民营企业有强的社会责任，自觉遵守环境保护法规；有些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把没有处理过的污水，固体废物，废气直接排放，这就需要国家建立一套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如对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效益又差的民营企业可以强令关闭。
对一些超标排放的民营企业应该予以处罚，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民营企业应该承担刑事责任。此外，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监督管理力度。
民营企业意识到环境保护是一项社会责任的同时，应该引进先进的管理制度，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
为了有效解决境保护问题民营企业就应该推行被称为是民营企业的“绿色通行证”的ISO14000系列标准认证。
推行ISO14000会给民营企业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企业的内部，从强化管理、规范流程到品质提高，改善工作关系，提高员工素质，增强环保意识，在日常生产经济活动中，注意节约资源，从而达到降低成本；同时由于改进工艺，既减少了生产过程的污染物，又降低了污染物的处理费用。另一方面是在企业外部，可增强客户信心，扩大市场，提高企业知名度，美化企业形象等。
推行ISO14000有利于破除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早在1996年公布ISO14000的同时，国际标准化组织宣布对这一新的认证标准只给两三年的缓冲期。缓冲期过后，国际市场就可能会对未获证企业和产品作出若干限制，一些发达国家很可能借此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产品构筑非关税贸易壁垒。如在美国，国家能源部已要求其所有合约厂家在1998年9月前通过ISO14000认证，否则将取消合约。因此，民营企业有了这张“认证证书”就等于取得了一张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就可以打破一切国家正积极设置的绿色贸易壁垒。为此，民营企业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提高全体职工的环保意识。必须认识到推行ISO14000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加强环境管理，认真贯彻ISO14000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负责，是对消费者负责，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也有助于企业开发绿色产品，发展环保技术，建立起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出口商品结构。
2、大力推进科技进步，推广清洁生产和绿色技术，建立生态化生产体系，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向绿色产业转移，实现民营企业发展的生态化和工农业一体化。民营企业分布于广大农村，应大力支持和鼓励其充分利用其资源条件和特点，引入绿色科技，发展绿色产业。
3、按ISO14000的要求，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实现民营企业经营模式的战略转移。要根据企业自身的具体情况的规模大小，按照ISO14000的要求，或单独建立环境管理体系，或把环境管理内容纳入质量管理体系中，从产品的设计、材料选购、工艺制造、成品出厂、安装使用和产品使用后处理的所有活动和过程都严格按标准要求，加强环境保护，防止污染，从而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一套立足于生态文明的现代科学技术管理体系和生态环境。
为此，民营企业应实施以下经营战略转移：
（1）绿色化经营战略。这种经营模式是要求民营企业在发展战略上自觉把环境保护、节约资源放在突出的重要地位，将环境资源价值纳入生产核算体系，作为衡量企业效益和企业决策的重要依据，逐步淘汰落后的技术和工艺，加大可以投入力度，加强绿色科技产品的开发，积极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采用清洁生产、少废无废工艺，在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都注重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努力降低直至消除污染排放，实现企业产值的绿色增长，开展绿色贸易，推动建立绿色市场，树立企业绿色形象，引导社会的绿色消费。
（2）集约化经营战略。传统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原料？产品？废物”模式，其技术原则和组织原则是线性和非循环的，因而表现为排放出大量的废弃物。而集约化经营模式则要求企业在其经营活动中，致力于节约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从资源密集型向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型转移，依靠技术进步实现产品的最大增值，努力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系数，在节约资源的同时加强废物的综合利用，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建立生态工艺，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3）社会化经营战略。虽然企业有各种方式可以选择创造社会价值，促进社会发展，但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最有效的途径是“学会如何将我们所面临的主要社会挑战转变成新型的有利可图的企业机会”。这是民营企业实施社会化经营战略，全面承担其所应负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核心和本质特征。
在我们一般的认识上认为民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只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其实环境保护是我们全社会共同的社会责任，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环境治理，一方面能减轻政府财政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促进民间资本的合理循环，并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可谓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呢？我们知道，加快环保产业发展，追求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是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自然，这种可持续发展也是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因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应是一切经济活动和经营行为的出发点，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应该将此奉为圭臬。同时，应该看到，由于环保产业的滞后，国家资本的投入明显不足，也给民营企业民间资本的介入提供了用武的天地和广阔的舞台。就是说，民营企业参与环保产业的建设，既是一种义务，一种利他，也是一种责任，一种自利。


参考资料：

【1】中国质量技术监督杂志 2004年
【2】 刘效仁 《民间资本为何远离环保产业》 2004年
【3】21世纪经济报道 2004年
【4】中华工商时报 2004年


　　既有必要也是必须要重新返回案件审理的实地场域,通过田野观察之后来仔细地梳理其中内在的各式机理及逻辑,以便形成真正的“根据中国”而非“关于中国”的思考和讨论

　　对于当下中国法院的实践及其效果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学术界有着不同的争议。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因学者赖以为凭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进路的前设所致,比如程序正义理论、传统和合文化思想等。由于既有的观点都是通过选择某一理论作为支点,进而可以说它们都是戴着有色眼镜在观察法院的案件审理及诸多实践,这注定是无法看到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的真实逻辑,也无法洞见到法官审理案件时的思维方式和过程。为此,既有必要也是必须要重新返回案件审理的实地场域,通过田野观察之后来仔细地梳理其中内在的各式机理及逻辑,以便形成真正的“根据中国”而非“关于中国”的思考和讨论。
　　2013年暑假期间,笔者来到某市法院进行田野调查,第一天就碰到某法官下午要审理一件较为难办的案件。该案件在当地法院之所以被称之为新颖和难办,新颖既有第一次碰到此类案件的味道,更重要的则在于法律关系的新颖。该案件既不同于一般的环境污染案件,又有别于一般的合同纠纷,所以适用法律尤其是证据认定上就存在很多疑难。难办就在于原告并没有请律师协助,使得案件无法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走下去,也无法与原告在法律的路径上进行沟通,而被告则干脆没有到庭。对于这种情况,要是原告坚持诉讼请求的话,法官只能开庭审理,而按照既有证据又无法认定被告侵权,则可能会驳回起诉,这种结果原告肯定是无法接受的。因此,在庭前的非正式沟通中,法官就耐心地劝说原告撤诉,并就该案件应该如何取证、进行司法鉴定和提出诉讼请求等对原告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在法官劝说原告撤诉之时,笔者注意到两个问题:第一,当原告要求/请求法官给其写了书面材料之时,法官立刻就拒绝了；第二,法官在劝说过程中,始终不断地强调“将心比心”、“我要是碰到你这种情况,也会着急”等。
　　很显然,对于法官在审理该案件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简单地套用当下教科书教给我们的那套知识肯定是无法充分而有效地解释全部的实践逻辑。众所周知,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案件受理的激增以及话语方式的转变,法院开启了庭审方式改革,其中最为紧要之处就在于法官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既往的案件审理程序中,法官不仅要审理案件,还需要担负发现证据和证实证据的责任。通过庭审方式的改革,法官更多时候则是对原被告呈现在其面前的证据进行判断,举证责任也相应地分配给原被告,因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则要求法官扮演中立的、被动的角色。如果以此为依据对法官的做法予以评价的话,则会发现,其行为很显然是突破了被动的、中立的角色,甚至还扮演起帮助原告出谋划策的角色。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其行为是需要加以批判的。
　　庭审方式的改革、案件的不断激增尤其是错案追究制度的构建,使得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更喜欢教条地执行法律,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案结事不了”,众多的涉诉信访就是较为明显的例证。针对这种情况,法院系统发起了一场新的思维转化,要求法官不仅要审结案件,还需要做到“案结事了”,这种思维变化反映到案件审理方式上就是:更加重视和强调调解的功能,对此还构建起调解考核制度甚至调解率要求的强化机制。调解本身所蕴含的内在价值在于其所具有实现正义的功能,但调解实现的正义并非是程序主义者所宣称的程序正义,更多的是实体正义,尤其是与日常生活紧贴的实体正义。调解机制的内在价值与政法传统下司法的群众路线的内在精神是内在勾连在一起的,而要实现实体正义,则需要法官深入到原被告产生争议的场域之中。因此,如果以此作为评价该案法官行为的依据的话,则发现其并没有能深入到事发现场,而仅仅是限于办公室的交谈,进而也是需要反思和批判的。
　　但是生活塑造了理论,而非理论塑造了生活。仅仅以单一理论作为研究的进路,显然会发现该法官的行为的确有很多需要反思之处,但其毕竟又成功地实现了案件的解决,至少可以说是暂时地达到了“案结事了”的目的,为此有必要去探究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真实思维。实际上就法官来说,在审理案件之时之所以耐心地劝说原告撤诉和帮助出谋划策,并非是其有意识地在实践某种法学理论或司法哲学,而是有着内在的较为合理的行为逻辑:
　　第一,案件不能搞砸在自己手中。由于法院构建了法官绩效考评指标,对法官的结案率、案件平均审理时限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劝说原告撤诉,则是最为有效率地结案方式。虽然撤诉后,原告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可能又会重新起诉,但由于案件是随机分配的,因此案件会分配到谁的手中就很难说了。
　　第二,既定的法律尤其程序规定对法官构成了强有力的约束。虽然法官在劝说原告撤诉之时,不断地重复和强调换位思考和将心比心,也细心地给原告就应该如何取证、固定证据以及提起诉讼请求等加以指导,但从没有越过法律的雷池。
　　第三,实体正义观仍然是法官行动的内在动力之一。虽然西学东进已有一百多年,我国近几十年通过法律移植、模仿等也构建起现代的司法制度,但司法在运作之时,其中的行动主体如法官仍然受到传统的实体正义观的支配。有所区别的是,当下的法官更多地是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在既定的程序的框架之下,谨慎地追求实体正义的实现。
　　本案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体现出来的诸多特征,并非是单独和孤立的,而是中国整体法治建设和状况的征兆。为此可以推断,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既非像某些保守主义者所言,由于法律移植出现了诸多的水土不服；也非像某些西化论者所说,一旦移植西方法律之后实践上就会有大的改观。诸多的实践表明,当下中国秩序形成原理既与传统社会运作逻辑渐行渐远,但也并非是一蹴而就,而更为紧要的则是西学逐渐地与中国自身的思想融为一体,并不断推动当下法治秩序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