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洛阳市文物安全责任制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
河南省洛阳市人民政府
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洛阳市文物安全责任制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
洛政〔2012〕4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洛阳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各有关单位：
《洛阳市文物安全责任制实施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洛阳市人民政府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洛阳市文物安全责任制实施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有效预防重大文物安全事故的发生，建立和完善文物安全责任制，严肃追究重大文物安全事故的行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文物安全事故是指：
（一）世界文化遗产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级风险单位的文保单位，发生被盗、火灾、水毁、倒塌等安全责任事故的；
（二）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发生被盗、大范围破坏、重大火灾、大面积水毁及倒塌等安全责任事故，后果严重的；
（三）文物收藏单位、文物考古工地，发生1件（含）以上一级珍贵文物、2件（含）以上二级珍贵文物、5件（含）以上三级珍贵文物被调换、被盗、损毁、流失等安全责任事故的；
（四）未经相关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实施考古调查、勘探、发掘，致使科学价值较高的古墓葬、古遗址等遭受重大破坏（含历史风貌）的；
（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文物、公安、工商、海关等行政部门，对依法没收、扣押、追缴的文物未依法登记造册妥善保管，致使发生涉案珍贵文物损毁流失、后果严重的；
（六）政府相关部门因工作监管不力，致使省级以上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古墓葬、古遗址、地下文物本体及历史风貌遭受破坏、后果严重的；
（七）其它原因造成重要文物保护单位、珍贵文物严重损毁、流失的。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安全管理工作实行文物安全责任制。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逐级建立文物安全责任制，签订文物安全目标责任书。
第四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责任主体：市、县级人民政府、乡（镇、街道办事处）及其相关部门、文物保护单位的所有者、管理者、使用者，应当依法承担相关文物保护责任的社会组织等。
第五条 监察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履行文物安全管理职责实施监督监察。
第六条 市、县级人民政府及乡（镇、街道办事处）应将文物安全保护工作纳入政府目标管理，作为政府年度考核内容。
第二章 安全管理职责
第七条 文物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安全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八条 公安、工商、海关、国土、城乡建设、规划、宗教、环保、旅游、文化、发展改革等部门，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本规定履行文物保护职责。
第九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并根据文物抢救、修缮、征集、收购、陈列展览和安全设施建设等特殊需要核拨专项经费。
第十条 县级人民政府及乡（镇、街道办事处）的主管领导，文物、公安、工商、国土、环保、宗教等相关部门的主管领导，文物收藏单位的主管领导，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管理单位主管领导，对本辖区、本单位重大文物安全事故工作负领导责任或直接责任。
第十一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履行以下督导职责：
（一）指导各乡（镇、街道办事处）、文物事业单位等协同做好文物保护单位、古遗址、古墓葬日常管理及被损毁后的抢救性保护工作；
（二）组织公安（消防）、文物、工商等部门，加强对文物保护单位内部及周边治安、消防安全隐患的集中整治工作；
（三）督导各乡（镇、街道办事处）、文物行政部门、文物收藏单位严格落实文物安全责任制，落实技防、消防、雷防等安全管理制度；
（四）加强文物保护机构、编制及经费保障工作，督导各乡（镇、街道办事处）落实群众性文物保护组织及业余文物保护员的培训管理工作；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及时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设立保护标志、完善记录档案，履行属地管理职责。
第十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及乡（镇、街道办事处）要严格落实文物安全责任制，建立县、乡、村、保护员四级文物安全保护网络。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重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应设立专门的文物保护机构、指派机构及专人负责看管。
第十四条 文物收藏单位和文物保护单位应当依据风险等级及相关规定完善技防、消防设施，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落实节假日领导带班制度，重要部位落实24小时值班、巡查等安全管理制度。
第十五条 各级文物部门要落实文物安全检查、报告制度。市级文物行政部门对辖区内文物保护单位实施文物安全检查每季度应不少于1次。其中，国保、省保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必查项目。县级文物行政部门、乡（镇、街道办事处）主管文物人员，对辖区内文物安全检查每月应不少于1次，并酌情加大检查力度、增加巡查次数。
第十六条 文物、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要建立完善联动机制，加大对文物违法案件的联合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破坏、盗窃、盗掘、倒卖、走私等文物违法犯罪活动。
第十七条 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海关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没收、扣押、追缴的文物，应当登记造册，妥善保管，并自没收、扣押、追缴之日起5日内移交同级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暂存保管。结案后30日内，应当依法无偿移交同级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收藏。属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文物，应当无偿返还。
第十八条 本辖区内发生重大文物安全事故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迅速组织相关部门成立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工作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45日内完成，并向市政府提交调查报告，遇特殊情况需延长调查时间，由调查组提出意见报市政府批准。
第三章 责任追究
第十九条 政府部门和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管理单位，未按规定上报及处置重大文物安全事故，或者隐瞒、谎报、拖延报告以及阻碍、干涉事故调查处理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条 擅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造成重大文物安全事故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虽经批准但未按规定程序组织考古调查、勘探、发掘，造成重大文物安全事故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一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管理单位、文物收藏单位未按规定配备防火防盗设施、未制定应急预案、未采取有效措施，致使发生重大文物安全事故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文物收藏单位法定代表人、文物仓库管理员等离任时未按规定办理馆藏文物移交手续，或者所移交的馆藏文物实物与档案不符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致使发生文物保护单位、古遗址、古墓葬（冢）、古建筑等严重损毁、历史风貌严重破坏等事件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条第五款、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致使涉案文物被调换、损毁、流失，后果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四条 县级人民政府及乡（镇、街道办事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本规定应当履行的文物保护职责而未履行，致使本行政区域内发生重大文物安全事故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问责。
第二十五条 文物收藏单位技防设施不达标，其收藏的珍贵文物拒不移交至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文物收藏单位代管，造成重大文物安全事故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问责。
第二十六条 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未履行文物安全监督管理职责，致使本辖区、本单位内发生重大文物安全事故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洛阳市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职责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洛发〔2007〕47号）有关规定，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或行政问责。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的文物收藏单位是指国有博物馆、文物管理所、文史馆、大专院校及宗教寺院等收藏有文物的单位和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使用管理单位。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分、行政问责，按照管理权限由相关部门依法决定并实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张驰 华东政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权利本质；意思；自由；利益；法力
内容提要: 对民事权利本质之争的三学说中，“利益说”体现了保护的目的，“法力说”则在明确保护目的的同时，强化了法律的实际应用，均不能揭示权利的固有属性，唯有“意思说或自由说”涉及主体意志的实现资格反映了权利本质。但权利创设离开法律这一媒介则与现实不符。而探究权利本质的目的主要在于准确理解法律与权利的关系，以及明确法律设置权利及其赋予权利主体享有权利的价值所在。
近代以来，民法以人为本位，并围绕着人这一主体确定权利义务等基本内容和有关制度。其中，权利已成为民法的核心概念，可以说民法的一切制度均是以权利为中心而构建的。但对于权利这一法律构造物，学界至今依然在如何界定、能否类型化以及如何保护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莫衷一是。其实，这些争论的存在或多或少都与对权利本质的认识相关。
一、民事权利本质的定位
我国古代汉语中，“权”和“利”为两个独立词汇，偶然也有权利并用，但其涵义均与现代权利概念相去甚远。[1]现代汉语“权利”一词，移译自日本，日文中权利一词又移译自欧洲。最初译作“权理”，取其事理、道理之意，后译作“权利”。西语中的权利，拉丁文的jus、德语的Recht、法语的droit和英语的right均蕴涵正义和合理，[2]指正当而得有所主张而言，非“争权夺利”。[3]除英语外，法语、德语和拉丁语的权利一词均同时兼有法律的涵义，权利为主观化的法律，法律为客观化的权利，[4]足见权利与法律存在密切关系。但理论界对于权利的态度却并非一致，甚至存在权利否认说的观点，如法国学者狄骥认为人们只有依据法律从事社会互助的社会任务，绝无权利可言。[5]如此观点因过于极端而难以符合现今社会的发展需要，故对民法确定权利未形成影响。相反，鉴于权利机能在确定保障个人自由活动范围，自主决定组织和安排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价值，[6]近现代民事立法均肯定权利存在的合理性。无疑，对权利本质的分析和揭示也是在肯定权利存在的基础上展开的。
(一)民事权利本质主要学说简介
自19世纪以来学者们致力于探究权利的本质，学说纷呈，其中有代表性的流派主要包括意思说、利益说和法力说三种。[7]
1．意思说。意思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德国学者萨维尼(Savigny)和温德夏特(Windsc-heid)，[8]该说基本观点是权利本质乃意思自由或意思支配。亦即权利为个人意思能自由活动或任意支配的范围。故意思为权利基础，无意思即无权利，权利的本质应归着于意思。[9]萨维尼之所以毫不掩饰地重视意思，关键在于他将意思支配与法律关系相联系，并且认为法律关系的本质就是被确定的个人意志独立支配的领域。个人意志除作用于当事人自己外还可包括外部事物，由此决定意志支配主要可涉及三个对象，即本人、无意思自由的自然以及他人。[10]显然涉及对象不同，所呈现的法律关系的种类也有异。与意思说相似的是自由说。该说主张权利本质为自由行为的范围，但其影响力较为逊色。[11]其实，自由说与意思说本质相同，都强调了意志或意思在权利中的地位。只是自由说更明确地指出权利乃是意志实现的自由，而非单纯意志自由。因任何人意志均为自由不言而喻，故只有将个人能自由实现的意志定为权利，才具有法律价值。
2．利益说。利益说的创始人为德国学者耶林(Jhring)。此说基本观点是，权利本质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凡依法律归属于个人生活之利益(精神的或物质的)即为权利。[12]耶林曾明确主张“法权是信法加以保障的利益”，更有学者对此进一步说明：“其实主观法权的根本就是一种利益，法权只当利益经法权的享有人或另一人用意思表示在外部证实时，才真正地表现出来。”[13]按照该观点，权利主体与受益主体同一。利益说将社会生活关系中包含的各种利益作为权利，更为直接和客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我国大陆众多学者认可。
3．法力说。法力说由德国法学家梅克尔(Merkel)首创，此说基本观点是，权利本质乃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上之力。[14]也就是说，权利由内容和外形两要素组成，前者为法律上的特定利益，是人类为求生存不得不发生的人类与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后者为法律上之力，即法律因充实其所认许的利益不能不赋予的一种力量。[15]该说立足于实证角度研究法学对象，成为近世有力之说，尤受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推崇。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先生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强调法律赋予的法律上之力因受法律支持和保障，而不同于一般实力(私人腕力)。同时，法律以力予人，目的在于使人享受特定利益(包括财产和非财产利益)。[16]因此，不同权利意味着利益和法律上之力也不同。
(二)民事权利本质主要学说评析
关于权利本质的不同学说，学界至今见仁见智，难以完全达成一致。
对于“意思说”(或自由说)，否定者通常认为该说根本缺陷在于，不强调权利与法律的关系，不能解释道德规范和不依当事人意思的法定权利现象。[17]也就是说，“意思说”不能合理说明权利与法律谁先存在，无意思能力者是否仍然可作为权利主体，权利得丧是否均须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等问题。这是因为，按意思说，只要存在意志就应有权利，但事实上权利的出现晚于法律，在法制史上早期的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而非以权利为本位。此外，权利若归结于意思，则未成年人或精神病患者因无意思能力而不应享有权利。但现代民法均以人格平等相标榜，无论权利人精神状态如何，都无例外地为权利主体。固然，为补正无意思能力人的缺陷，可设法定代理人制度。但以法定代理人意思为被代理人意思，可解决权利行使的问题，却终难证实无意思能力人有意思的自由。[18]
对于“利益说”，否定者一般认为其主要不足在于易将权利与权利所保护的利益混淆。[19]这是因为，一方面法律保护的利益并不都体现为权利，如交通安全作为一种法律保护的重大利益并未表现为权利，却反映为要求人人遵守交通规则的义务；[20]另一方面权利也不总是反映为利益，有时仅反映一种自由，如人们为赠与或捐助行为，以及舍己救人行为等，仅仅表明行为资格而与利益无关。[21]亦即权利与利益无必然联系。何况，民事法律作为行为规范通常仅规定主体能否为何种行为的界限，而不顾及主体行为的动机和结果等。此外，如不言明该利益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则与“意思说”相同，该说亦以权利先存为基础，而不能合理解释法律与权利的关系。
“法力说”以法律先存为基础，强调先有法律后有权利，明确了法律与权利的关系，成为当今通说，但仍然有难以回避的缺陷存在。这是因为，作为权利要素的内容和外形均非权利的本质。即特定利益本身是权利所要达到的目的，法律上之力系达到目的的手段和担保。“目的”仅是行为的结果，而非对“行为”本身的注解，手段是法律的强制作用体现，仅表现为一种现象，同样也不能揭示事物的固有属性。而且，法律上之力只是法律制度对权利人的授权，体现为法律上“可以作为”的某种可能，而非指各种具体权利，且不同法律关系也无法概括出一种具体的权利。[22]
比较而言，“意思说或自由说”关注主观层面的意志自由，着眼于权利动态；“利益说”侧重于客观层面存在的利益，重视法律保护的对象；“法力说”立足于应用层面，强调法律是权利的发生依据和前提，注重法律上之力的作用。可见，各种学说虽因侧重不同而利弊并存，但仍可根据其基本内容推导出存在价值。三学说中“意思说或自由说”基本反映了权利本质，“利益说”体现了保护的目的，“法力说”则在明确保护目的的同时，强化了法律的实际应用。因此，唯在关注“法力说”的基础上强调意志自由是权利本质，才能对权利进行准确定位且使之更具实际意义。对此，尚有两点需要进一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