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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


卫生部转发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桂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有关问题通报的通知
卫基妇发[2003]31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以来，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精神，按照国办转发的卫生部等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积极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并取得了初步进展。但试点过程中，个别地区出现了一些违反中央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相关政策和试点指导原则的做法。有的地方政府没有充分认识到开展试点工作的目的和意义，盲目定指标，赶进度，虚报工作成绩；一些地区不注意深入细致地宣传发动群众，违反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用贷款、包干、摊派、垫付等简单手段代替农民选择，强迫农民参加，并虚报参加人数和筹资金额，套取上级财政的补助资金。这些做法虽发生在少数地区，但应该引起各地的重视。
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关于桂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报》，对桂阳县人民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中的错误做法进行了通报批评。这个通报是及时和正确的，现转发各地，希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加大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指导和督查力度，严格防止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中出现任何违背农民意愿的做法，更不能采取不正当手段，套取上级财政的补助资金。一旦发现此类问题，要及时纠正，严肃处理，确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健康发展。
附件：附件：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桂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报

二○○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附件：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桂阳县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报
2003年10月30日

郴州市、长沙市、岳阳市、娄底市、湘西自治州、桂阳县、长沙县、华容县、涟源市、花垣县人民政府:
10月中旬，省卫生厅在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合作医疗）试点县市工作情况进行检查时发现，桂阳县政府在9月20日上报省财政厅、省卫生厅《关于拨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央、省级财政配套经费的请示》（桂政[2003]84号）中，已参加合作医疗人数与农民个人缴纳的资金存在明显虚报，违反了试点工作的有关规定。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截至8月29日止，桂阳县实际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仅占农业人口的5.85%。为了提高合作医疗覆盖率，9月11日，桂阳县委办、县政府办下发了《桂阳县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筹集责任奖惩办法》（桂办字[2003]42号），要求各乡镇在9月20日前务必使参加合作医疗的人数达到农业人口的40%，同时制定了对县级领导、乡镇与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乡镇分管领导的奖罚措施。为了完成县政府下达的指标，多数乡镇将任务指标分摊到了乡镇干部和卫生院。到9月20日，许多乡镇因不能完成县提出的40%的指标，采取了未完成指标的部分由乡镇干部与卫生院先垫资上缴、再继续动员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错误做法。据核实，到9月20日止，在各乡镇上缴县合作医疗基金帐户的资金中，有29个乡镇共垫资2629930元；截至10月22日，仍有28个乡镇垫资1968340元，核减垫资后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实际人数应为168615人，比桂阳县政府9月20日上报的人数少98417人。
桂阳县政府在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中下达不切实际的硬性指标，对部分乡镇分摊指标和乡镇干部、卫生院垫资的错误做法没有及时纠正，并将垫资计入已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个人交费中一并上报的行为，违反了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有关政策，影响了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在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二、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是指导思想不明确。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根本目的，是要为广大农民群众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今年2月桂阳县申报、确定为试点县后，前期工作很有成效。但该县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相关政策学习不够、把握不准，加上对试点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缺乏认识，进入动员农户参与、缴纳个人资金的关键阶段后，试点工作逐渐滞后。为此，桂阳县政府曾于7月30日使用大额借贷资金转入县合作医疗基金帐户作为农民个人筹资上报，并因此受到省卫生厅的通报批评。之后，桂阳县政府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整改，清退了县合作医疗基金帐户中的借贷资金，但没有切实端正指导思想，以至在后段工作中出现垫资虚报的问题，再次造成了不良后果和影响。
二是工作作风不踏实，工作方法简单。开展合作医疗试点，必须从组织领导、政策措施、宣传动员和经费保障等各个方面把工作做细、抓实。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桂阳县政府下发了文件，召开了会议，实行了对乡镇的目标管理，并组织了许多宣传活动，但对试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引起重视并及时认真研究解决，尤其是直接面向广大群众的宣传发动工作没有抓实，采取了给乡镇下达脱离实际的硬性任务指标的简单做法。由于基础工作抓得不实，群众基础打得不牢，县政府下达的任务指标大多数乡镇都不能按期完成，促成了垫资虚报问题的发生。
三、处理意见
桂阳县在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中的上述做法是十分错误的，必须坚决纠正。为此，特提出以下处理意见:
（一）对桂阳县政府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中的错误做法给予通报批评，并责成县政府立即对上述问题深刻反思，认真整改，切实纠正思想认识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尽快清理、退还乡镇干部和卫生院的垫付资金，坚决杜绝类似问题的发生；对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干部要严肃批评教育，并责令作出深刻检查。县、乡政府领导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端正指导思想，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努力把群众的宣传发动与组织引导工作做细、做扎实，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逐步提高农民群众合作医疗的参与率，使农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县政府的整改措施和整改工作结果要向省政府写出专题报告。
（二）省财政厅、省卫生厅要根据桂阳县农民实际参加合作医疗的人数与个人缴纳资金总额，核减垫资虚报的人数和资金，并尽快如实上报财政部、卫生部，请中央财政相应核减对桂阳县的补助资金。
（三）郴州市政府要切实加强对桂阳县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检查、指导，帮助桂阳县政府认真落实整改措施，及时发现和正确处理好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继续努力抓好下一阶段的试点工作。
（四）省卫生厅、省财政厅和省农村办要进一步加强对全省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管理与指导。近期内要组织联合检查组，对其它试点县市的试点工作进行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处理。
各试点县市及所在市州政府要引以为鉴，切实加强对试点工作的领导，正确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制定的方针政策，严格规范各项工作措施，努力把这件关系到广大农民切身利益的好事办实、办好，确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健康发展。

　　环境污染，在现代社会中，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甚至在某种层面上可以上升为一种道德问题，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性质展开不同角度的分析，可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较全面的定位与定性，从而为更有效地治理环境问题提供依据和原则。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三个角度分析，环境污染行为是一种侵犯公众利益的负外部性行为，是一种同时侵犯环境公益与环境私益的侵权行为，也是一种漠视自身社会责任的短见自利行为。

　 ［关键词］环境污染行为　负外部性　侵权性　社会责任


　　环境污染行为是指企业、其他组织体以及个人在从事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实施的对自然环境质量的破坏，并因此给他人人身、财产几整体环境利益造成损害的行为。长期以来各国对环境资源产权界定的模糊化标准以及与市场失灵相对应的政府失灵??即政府环境政策、决策失误，对企业环境破坏行为的监督失效及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不正义分配等——的存在，使本应有污染产源企业内部承担的环境污染成本外部化，再加之各国早期普遍坚持的经济优先道路带来的负面影响，当前全球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日益严峻，甚至已上升为环境危机的高度，已经严重威胁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首先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性质进行适当的深入研究，为防治污染、改善生态环境提供实践性依据。

　　一、环境污染行为性质的经济学角度分析??负外部性与“公有地悲剧”

　　现代经济学一般原理认为，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进行资源配置的最佳手段；但这也仅是“通常”而已，因为还存在着外部性问题与市场势力因素的作用，市场会面临“失灵”。其中外部性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当社会个体从事一种影响其他相关社会主体福利，但对折中影响既不支付对价，也得不到报酬的活动或行为时，就产生了外部性（eternality）。与此相应的，上述影响如果是积极性的，即对“旁观者”有利的情况下，就构成正外部性，如植树造林的绿化行为等；相反，若个体行为对他人造成不利影响又不被强制补偿时，就构成了负外部性。环境污染行为的行为主体一般是在市场中从事产品生产或交易活动的企业，目的是获得最大利润；企业活动所投入的车工年本仅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总和，而在营利过程中起行为带来的社会成本的增加对企业利润的实现不会产生影响，即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享受了全社会的“免费的午餐”。因此，环境污染行为属于典型的市场负外部性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负外部性的一个结果或表现是公有资源（common resource）领域内的“公有地悲剧”现象。经济活动中，各种物品依据本身的排他性与竞争性两个特点为标准，可以划分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公有资源与自然垄断四类。其中公有资源指的是有竞争性但无排他性的物品，典型的内容包括清洁空气、水等要素资源。公有地悲剧的含义是“当一个人利用公有资源时，他的行为减少了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享用”，而且由于其本身的负外部性特征，公有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最终使社会其他主体享有公有资源利益的权利被严重侵犯。环境污染行为本质上就是污染企业无偿地或优惠地（在支付一定排污费后）占用公有性的环境资源的行为，是对社会其他成员应有权益的剥夺与侵犯。因此，环境污染行为属于环境领域内的“公有地悲剧”，需要适当的强制性干预来解决。

　　二、环境污染行为性质的法学角度分析

　　（一）违法性分析

　　判断某一行为违法性的标准之一，是看该行为是否侵犯了法律所明确赋予公民和组织体的权利及其受法律规范、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所保护的正当利益。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侵害了他人权益的，该行为就是违法行为；二是行为本身法律并未明文禁止，但当其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其他方面的利益时，该行为同样具有违法性，即使行为本身是合法的。也就是说，行为只要是造成了法律将作否定性评价的损害后果，即使并未超出法律所限定的范围，该行为也属于违法行为，行为人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现实中环境污染行为有相当一部分是污染行为在国家规定的标准内进行的，其行为本身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根据上述原则，应将环境污染行为的违法性作广义理解，即“凡是造成环境资源危害的行为都是违反了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即使行为人的行为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只要造成了损害事实，从民法上看就已属于违法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当前各国对于环境污染行为采取的是有限制的禁止原则，即法律仅当污染行为造成确定的权益损害之后，才对其进行惩罚性约束或采取直接禁止措施，而对一般的污染行为只要其未超出一定标准， 并支付一定的补偿费用后，就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正当性。这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人类尚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消除污染行为，而只有采取相对折中的方式来暂时维护法律的正义性。

　　此外环境污染行为的违法性，既包括一般的违法性，也涵括犯罪属性，按照受调整的法律部门的不同可将其划分为民事侵权行为、行政违法行为和刑事犯罪行为，划分的程度标准是依据行为自身的特点和属性以及其侵犯的社会秩序利益的大小。

　　（二）侵权属性分析

　 1.环境污染行为的公益侵权性质

　　传统的环境法理论认为，环境资源具有可分割性以及特定范围下的独占性，因而可以作为所有权的对象为各社会成员占有和处分。这种观念的盛行，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将环境要素成本排除在企业发展成本之外，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利润的增长，从而导致了环境问题的激剧与频发，环境污染越发严重，环境危机已日益危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针对环境的不断恶化趋势，全球性环境保护运动蓬勃兴起，环保呼声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下，学界也开始探索新的环境保护理论，重新界定环境资源的性质，同时环境责任的概念也日渐明晰。具有开创性与基础性的理论是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约瑟夫•萨克斯提出的环境公共财产理论和公共信托理论为基础的新的环境权利义务理论体系。萨克斯的环境公共财产理论认为，全体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要素如水、大气阳光等是人类公有（或公共所有）的资源，而不应再作为所有权的客体，任何人不得为私人利益而破坏这一共有资源利益，否则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公共信托理论认为，环境资源的所有共有人为了合理地支配和享有这一“公有财产”而以委托人的身份将其委托给国家这一契约共同体管理，因而国家作为受托人，须负有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岁共同权利人负责，不得滥用管理权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环境资源或环境利益因其公共性和共有性以及间接获得的国家强制保护性特征，而具有了一定的公益性；也即环境利益的一个表现形式是环境公益，或称环境公共利益。环境资源这方面的特征使其具有了排除个人、企业及政府行政侵害和不当干预的不可侵犯性。任何社会主体的环境污染行为都是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侵害，属于公益侵权的范畴，是对公众正当利益的漠视与剥夺，具有较强的应受惩罚性。因此环境污染行为具有公益侵权的性质。

　　2.环境污染行为的私益侵权性质

　　如前所述，环境资源因其公共性、共有性而具有整体性的公益性质，但公共利益的维护在经由国家公权力保护的同时，还可通过私权确认与保护的方式实现，即环境利益可以有两方面的层次结构形式，一为环境公益，一为环境私益。环境私益，可以理解为“私人环境利益”，指每个公民依据其自然人的身份而平等享有的对自身生存、发展必不可少良好环境要素进行占有、利用方面的利益。这种特殊利益经法律调整与确认后，即产生由公民个人享有的公民环境权，且此种权利性质上属于实体意义上的环境权利，其内含包括主体对权利对象——特定环境要素（或利益）——的占有、使用的自由以及对侵犯或干涉权益行为的排除效力。与实体环境权相对应的还有程序意义上的公民环境权，如参与环境决策权、环境监督权、知情权等。程序性环境权一方面是基于确保实体性环境权的实现而产生；一方面环境资源的公共财产属性，使得每个公民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维护共有环境利益完整而不受侵犯，因此，自然派生出公民为达到上述目的而存在享有程序性环境权利的必要。将公民程序上的环境权利与实体上的环境权利相结合，就构成了整体性的公民环境权概念。但需要指出的是私人权利性质的公民环境权并不是对环境利益的公益性的否定或排斥，而只是对环境公益保护的一种手段和实现机制，法律通过赋予公民实体上与程序上的环境权，使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行为和活动取得了法律上的正当性，并同时还能发挥一定程度上的激励作用，增强公众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并最终能够维护环境公共资源的分配正义。既然公民享有正当的环境权利，而这种权利又具有法律上的不可侵犯性，因而环境污染行为因破坏了为公众共同所有的环境公共资源，不仅是对公共利益的侵犯，同时也侵犯了私益性的私人环境权利，即具有了私益侵权的性质。

　　三、环境污染行为性质的法社会学角度分析

　　按自由主义法学的观点，个体作为社会的最基本构成单元，通过个人的简单集合与相互联系而组成社会实体，各种社会关系、社会共同体（社会团体）和社会机构均体现为个体的派生形式和集合形式，是个人某种共性的简单抽象。 在这个实体社会中，个体（包括个体的简单集合—共同体）一方面在法律规定的限度范围内享有完全的选择自由与行动自由，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但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整体这一公众共同选择结果中的一分子，个体的自由又是有其基本底线的，即个体自由的界限以不侵犯或干扰其他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为标准（这不仅仅指法律要求下的限度，还包括道德、规律等其他价值要素的约束），同样个体权利和利益的实现也不能以侵犯他人利益的方式为代价，更不能以损害全社会的公益为代价。现实中在一定情况下，企业可以视为自然人个体为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而结合成的实体，本质上是一种人合关系的体现，因此社会对个人自由的约束同样地适用于企业（及其他组织体）；也就是说，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须时刻遵守其固有社会底线而不可逾越，不得损害他人及社会的利益来扩大本体的利益。在环境法视角下，企业的上述行为约束准则，可以表述为，企业的营利行为不能有损环境资源的完整性和重复利用性，同时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或消除对公共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以免对其他公民权利及社会的利益造成损害。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企业在通过利用社会组织这一机制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还负有需对价承担的社会责任，即消除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一定份额的社会必须公共产品等。因此企业的环境污染污染行为是对社会成员正当自由权利的侵犯，也是对社会组织原则的违反，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表现。由此推导下去，企业忽视自身的社会责任，放任环境污染与破坏行为的发生，在损害其他个体和社会整体的权益（甚至是安全）之后，必然导致实体社会运行效率及预期利益的下降，最终会影响和制约其本身即作为社会个体成员之一的污染企业的利益的增长与实现。所以说，企业对社会的不负责任，本质上也是对自身发展的不负责任，长远下去必将殃及自身。

　　四、结语

　　通过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角度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性质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本质上环境污染行为之所以具有应受非难性，是因为它侵犯了一种以由公众享有的自然环境资源为外观表现形式的特定利益；这种利益，笔者认为是具有根本性的、关乎人类生存的利益，某种层面上也可以理解为个人追求自由选择生活的利益。因此，必须将环境污染行为限制在最低限度内，以该行为不在具有侵犯他人正当权益与自由为界限。限制的方法可以有上述的经济学、法学、社会学途径，但因经济的方法、社会学上的方法缺少必要的强制力要素，更多的是集中于道义上的谴责和呼吁，不能够起到有效地遏制作用，故对环境污染行为的规制须主要依靠法律的规范与约束，通过法律的调节作用，使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利益达到均衡。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455

[2] 王利明、杨立新，侵权行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3] 王振东，自由主义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