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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银发[2006]121号 2006年4月17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城市中心支行，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市中心支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银监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市分局，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
为有序可控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满足境内机构和个人对外金融投资和资产管理的合理需求，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了《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现予发布，请遵照执行。
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营业管理部收到本通知后，要立即将其转发至辖区内城市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
　
　二○○六年四月十七日

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商业银行从事代客境外理财业务，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代客境外理财业务是指按照本办法的有关要求，取得代客境外理财业务资格的商业银行，受境内机构和居民个人（境内非居民除外，以下简称“投资者”）委托以投资者的资金在境外进行规定的金融产品投资的经营活动。
第三条 中国银行业监督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负责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准入管理和业务管理。
第四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负责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的外汇额度管理。
第五条 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投资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国家外汇管理及行业管理规定，并依照投资所在地法律、法规开展投资活动。
第六条 商业银行受境内居民个人委托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应遵守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的有关规定；商业银行受境内机构委托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应参照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的有关内控制度建设、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和其他审慎性要求执行。
第七条 商业银行开展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相关风险的管理。
第二章 业务准入管理

第八条 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应向中国银监会申请批准。
第九条 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的商业银行应当是外汇指定银行，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 建立健全了有效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
（二） 内部控制制度比较完善；
（三） 具有境外投资管理的能力和经验；
（四） 理财业务活动在申请前一年内没有受到中国银监会的处罚；
（五） 中国银监会要求的其他审慎条件。
第十条 商业银行向中国银监会申请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资格，应当提交以下材料（一式三份）：
（一） 申请书；
（二） 相关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制度；
（三） 托管协议草案；
（四） 中国银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第十一条 中国银监会按照行政许可的有关程序和规定，审批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资格。
第十二条 商业银行取得代客境外理财业务资格后，在境内发售个人理财产品，按照《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管理。
商业银行取得代客境外理财业务资格后，向境内机构发售理财产品或提供综合理财服务，准入管理适用报告制，报告程序和要求以及相关风险的管理参照个人理财业务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投资购汇额度与汇兑管理

第十三条 商业银行受投资者委托以人民币购汇办理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应向外汇局申请代客境外理财购汇额度。
商业银行接受投资者委托以投资者的自有外汇进行境外理财投资的，其委托的金额不计入外汇局批准的投资购汇额度。
第十四条 商业银行申请代客境外理财购汇额度，应当向外汇局报送下列文件：
（一） 申请书（包括但不限于申请人的基本情况、拟申请投资购汇额度、投资计划等）；
（二） 中国银监会的业务资格批准文件；
（三） 托管协议草案；
（四） 拟与投资者签订的委托协议（格式合同）范本，协议应包括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收益、风险承担等相关内容；
（五） 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文件。
外汇局自收到完整的申请文件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批复，书面通知申请人并抄送中国银监会。
第十五条 在经批准的购汇额度范围内，商业银行可向投资者发行以人民币标价的境外理财产品，并统一办理募集人民币资金的购汇手续。
第十六条 境外理财资金汇回后，商业银行应将投资本金和收益支付给投资者。投资者以人民币购汇投资的，商业银行结汇后支付给投资者；投资者以外汇投资的，商业银行将外汇划回投资者原账户，原账户已关闭的，可划入投资者指定的账户。
第十七条 商业银行从事代客境外理财的净购汇额，不得超过外汇局批准的购汇额度。
第十八条 商业银行应采取有效措施，通过远期结汇等业务对冲和管理代客境外理财产生的汇率风险。
第四章 资金流出入管理
第十九条 商业银行境外理财投资，应当委托经银监会批准具有托管业务资格的其他境内商业银行作为托管人托管其用于境外投资的全部资产。
第二十条 除中国银监会规定的职责外，托管人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 为商业银行按理财计划开设境内托管账户、境外外汇资金运用结算账户和证券托管账户；
（二） 监督商业银行的投资运作，发现其投资指令违法、违规的，及时向外汇局报告；
（三） 保存商业银行的资金汇出、汇入、兑换、收汇、付汇和资金往来记录等相关资料，其保存的时间应当不少于15年；
（四） 按照规定，办理国际收支统计申报；
（五） 协助外汇局检查商业银行资金的境外运用情况；
（六） 外汇局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一条 托管人应当按照以下要求提交有关报告：
（一） 自开设商业银行的境内托管账户、境外外汇资金运用结算账户和证券托管账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报告中国银监会和外汇局；
（二） 自商业银行汇出本金或者汇回本金、收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外汇局报告有关资金的汇出、汇入情况；
（三） 每月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向外汇局报告有关商业银行境内托管账户的收支情况；
（四） 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1个月内，向外汇局报送商业银行上一年度外汇资金的境外运用情况报表；
（五） 发现商业银行投资指令违法、违规的，及时向中国银监会和外汇局报告；
（六） 中国银监会和外汇局规定的其他报告事项。
第二十二条 商业银行在收到外汇局有关购汇额度的批准文件后，应当持批准文件，与境内托管人签订托管协议，并开立境内托管账户。商业银行应当自境内托管账户开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外汇局报送正式托管协议。
第二十三条 商业银行境内托管账户的收入范围是：商业银行划入的外汇资金、境外汇回的投资本金及收益以及外汇局规定的其他收入。
商业银行境内托管账户的支出范围是：划入境外外汇资金运用结算账户的资金、汇回商业银行的资金、货币兑换费、托管费、资产管理费以及各类手续费以及外汇局规定的其他支出。
第二十四条 境内托管人应当根据审慎原则，按照风险管理要求以及商业惯例选择境外金融机构作为其境外托管代理人。
境内托管人应当在境外托管代理人处开设商业银行外汇资金运用结算账户和证券托管账户，用于与境外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之间的资金结算业务和证券托管业务。
第二十五条 境内托管人及境外托管代理人必须为不同的商业银行分别设置托管账户。
第五章 信息披露与监督管理
第二十六条 商业银行购买境外金融产品，必须符合中国银监会的相关风险管理规定。
中国银监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的风险进行监管。
第二十七条 从事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的商业银行应在发售产品时，向投资者全面详细告知投资计划、产品特征及相关风险，由投资者自主作出选择。
第二十八条 从事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的商业银行应定期向投资者披露投资状况、投资表现、风险状况等信息。
第二十九条 从事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的商业银行应按规定履行结售汇统计报告义务。
第三十条 外汇局可以根据维护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调整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购汇投资额度。
第三十一条 中国银监会和外汇局可以要求商业银行、境内托管人及境外托管代理人提供商业银行境外投资活动的有关信息；必要时，可以根据监管职责对商业银行进行现场检查。
第三十二条 商业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其发生后5个工作日内报中国银监会和外汇局备案：
（一） 变更托管人及托管代理人；
（二） 公司注册资本和股东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三） 涉及诉讼或受到重大处罚；
（四） 中国银监会和外汇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三条 商业银行的境内托管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发生后5个工作日内报告外汇局：
（一） 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
（二） 涉及重大诉讼或受到重大处罚的；
（三） 外汇局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四条 商业银行及其境内托管人违反本办法的，由外汇局给予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中国银监会和外汇局有权要求商业银行更换境内托管人或取消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购汇额度。境外托管代理人拒绝提供相关信息的，中国银监会和外汇局有权要求更换境外托管代理人。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商业银行投资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金融产品，参照本办法相关条款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论程序公正

陈润根

摘要：在我国司法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无论是民事、刑事还是行政，关于实体问题一直是司法界追求的目标，而对诸如是否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审判公开、公正，是否遵循法定程序等却被忽视了。近年来，随着法制的健全，程序公正正逐步受到重视。本文对程序公正的要求、影响程序公正的原因以及如何实现程序公正等方面对程序公正作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标准 程序 公正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2003年11月14日报道了黑龙江省大兴安岭一个普通公民丁志权，11年前因妻子遇害被指控为杀人凶手，在看守所被羁押了十多年，对丁志权到底有没有罪没有一个法律上的说法，案件一直没有定论。直到2002年12月5日，丁志权才在律师的努力下，得以取保候审。
上述报道中的当事人被羁押期限远远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最长期限，其合法权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人身自由权受到了严重的侵犯。据新华社的报道，从1993年到1999年，全国政法机关每年度超期羁押的人数都在5万人左右，尤其是在刑事诉讼的领域存在大量的超期羁押的现象，超期羁押现在已经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
在我国司法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无论是民事、刑事还是行政，关于实体问题一直是司法界追求的目标，而对诸如是否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审判公开、公正，是否遵循法定程序却被忽视了。因而出现诸如上述超期羁押问题、侦查人员未办理逮捕证就可以逮捕人、无拘留证都可以拘留人、没有开庭就宣告判决、案件能否立案、是否开庭、何时开庭，还有超审限、以及其他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程序不公的问题等等种种不公现象。
由此引发关于程序公正的思考。本文拟就程序公正的要求、影响程序公正的原因以及如何实现程序公正等方面对程序公正作一探讨。

一、程序公正的要求
（一）公正的含义
“公正”的英文单词是justice即公正、正义、正当、公平等意思。中文的“公正”一词有公平正直、正义、公平之意。在高级汉语大词典中，公平有不偏不倚，合理之意，对一切有关的人公正、平等的对待；正义有正当的道理，公道的、有利于人民的之意；正直有公正刚直之意。对公正的理解，角度不同，则效果不同。例如：
庞德说：“在伦理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个人美德或是对人类的需要——或者要求的一种合理、公平的满足。在经济和政治上，我们可以把社会正义说成是一种与社会理想相符合，足以保证人们的利益与愿望的制度。在法学上，我们所讲的执行正义（执行法律）是指在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中，通过这一社会的法律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及安排人们的行为；现代法哲学的著作家们也一直将它解释为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1〕
美国当代哲学家罗尔斯（J.Raw ls）认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2〕
博登海默认为，“如果用最为广泛和最为一般的术语来谈论正义，人们就可能会说，正义所关注的是如何使一个群体的秩序或社会的制度适合于实现其基本目的的任务……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要求，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持文明社会生活方式所必需的——就是正义的目标。”〔3〕
综合关于公正的各种理解，可以看出其基本内涵：公正是指人们之间权利或利益的合理分配关系。如果人们之间的权利或利益分配——分配过程、分配方式、分配结果——是合理的，则被认为是公正的，反之则不公正。
其实，综合各种观点来看，不外乎两个标准：一个是社会标准，一个是法律标准。以上所讨论的是社会标准，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应是法律标准，即在法律上公正应有什么样的标准。
笔者认为，公正的法律标准应包括两方面的问题：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是指统治者设立的法律，对于其适用范围内的广大民众来说，应是平等对待，没有歧视，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指在法律面前，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等，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任何公民，都应毫无例外地遵守法律，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一切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都应受到保护，一切当事人的违法行为都应受到制裁。要实现实体公正，应由法律标准的另一方面作保障——即下文所讨论的程序公正。
（二）程序公正的标准
程序公正有着非常丰富的含义，其标准也是多方面的。笔者以为，程序公正至少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科学。首先程序的设计符合诉讼行为的客观规律，符合司法效率的要求，程序中的各种活动与解决纠纷的目的是否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以著名的“苹果分配定理”加以佐证：执刀将苹果一分为二的人，因为掌管着苹果切得是否均匀的权力，因此，先挑苹果的权力不能由分苹果者行使。这样，不管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都会认为，由于分苹果的程序是公正的，分得苹果的结果也就是公正的，没有任何人会因不服分配而提出异议。中外诉讼史上都出现过诸如“神判”、“天罚”、“占卦”等被称为“巫术”的程序，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依靠肉体的力量、手势甚至套语等方法判断是非〔4〕,都是反科学的。
2、中立。中立是整个司法程序运作的重要前提之一，也是保障司法裁判的公正性的基础。中立主要针对法官裁判而言。“与自身有关的人不应该是法官”，任何人不能审理自己或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美国学者亨利·卢本斯指出：“在法官作出判决的瞬间，被别的观念或者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或压力所控制或影响，法官就不复存在了。宣布决定的法官，其作出的决定哪怕是受到其他意志的微小影响，他也不是法官。”〔5〕程序中立性还要求：第一、在程序过程开始前，不对诉讼参加者和案件事实本身做任何先入为主的评价或预测及意见。第二、对诉讼参加者的平等地位及请求和主张予以相同的重视，不得对任何一方具有好恶偏见。第三、裁判者对诉讼参与人及案件的事实不具有任何利益的关联性，否则应当主动申请回避。
3、平等。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受到平等的对待，这是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对任何一方不得因其年龄、性别、社会地位而在诉讼中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条作了明确的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一规定包含以下内容：（1）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地位平等，也即诉讼权利和义务平等。（2）双方当事人有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的手段，同时，人民法院平等地保障双方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3）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作了相应的规定。
4、公开。要求诉讼程序公开，诉讼行为公开。诉讼程序公开要求诉讼程序明文规定。诉讼行为公开要求诉讼活动公开和透明，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所谓公开，即对社会公开，包括对群众、对新闻媒体公开，允许群众旁听案件的审理和宣告判决，允许新闻记者采访报道开庭审判的情况。

二、影响程序公正的原因分析
上面讨论了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但我国目前的状况显示，程序上存在诸多不公。我国有着浓厚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在实践中过于强调实体，有时不惜以违反法定程序为代价。1998年全国法院系统集中教育整顿中，共查出程序有问题的案件74143件，而实体性错误的案件只有12045件，程序有问题案件占85. 86%。过于强调实体能否达到目的姑且不论，执法、司法机关作为法律的实施者公然违反法律，在一个以法治为目标的国家里，不能不说是法律的悲哀。所以，加强对程序的重视尤其显得有现实意义。程序有问题的案件为何这么多，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大概有以下几个：
（一）立法原因
程序公正的科学性要求程序的设计符合诉讼行为的客观规律，符合司法效率的要求。我国许多程序的设计不尽合理，影响了程序公正。如刑事诉讼期限，从公安机关拘留某人起至最后判决生效止，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最长期限可达2年多，如此长的期限，若最后判决结果是无罪或者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不能说没有这种情况），这对当事人太不公平了，白白地被关押了这么久，虽说可获得国家赔偿，但这远远抚平不了当事人心中的创伤。《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在审判过程中，检察机关“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人民法院可以延期审理，“检察机关应当在一个月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重新计算审理期限；还有发回重审制度，二审法院发现 “…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对于重新审判后的判决，…可以上诉、抗诉。”，但对重审判决上诉后，二审法院能否再发回重审没有规定。实践中，有些案件在公安、检察、法院的一审和二审之间来回倒来倒去几次，案件一拖几年过去了，不能不说是一个法律漏洞。不说人为因素，就是严格按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办事，如此倒来倒去，“反反复复”，若最后的判决是判决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还好说，若最后判决无罪的呢？这里面不能排除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刑事诉讼的这些规定打击报复或者加害别人。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同样存在这样的规定。笔者认为，这些规定未必科学。
还有案件再审制度。我国三大程序法都规定了案件再审制度。只要发现案件“确有错误”，就可提起再审，而且不受次数的限制。尤其是检察机关的抗诉再审启动权的设立，使我国的“两审终审制”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权形同虚设。不少因“确有错误”的案件翻来覆去审过多少次还是维持最初的判决，不仅白白耗费了国家和当事人大量的诉讼资源，严重地影响了司法效率的实现，而且也损害了法院的司法权威。
（二）外界干扰
表现形式多样。在中国，过分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往往对司法活动进行各种各样的干扰。举例来说，有如下几种：
1、审判活动中，法院依职权干预的情况
如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第六十四条），法院还可以依职权采取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措施，可以依职权追加当事人，而不管当事人愿不愿起诉，愿不愿意参与诉讼，名曰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在民事诉讼中，法院（法官）本应站在中立的位置（这是由公正的内涵所决定的），绝不能偏袒哪一方，不能依赖法院。法院依职权采取的上述种种活动，对一方来说可能是公正的，但对另一方来说，可能又是不公正的，所以法院应站在中立的立场。在刑事诉讼中，二审法院可以超越当事人的请求对全案进行全面审查，亦即二审法院一旦接受上诉或抗诉，就应对案件在证据采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审查，而不受上诉或者抗诉的范围的限制；公诉机关起诉被告人犯有“此罪”，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此罪”不成立，但构成“彼罪”的，必须径行判决被告人犯“彼罪”并承担刑事责任；如此等等。上述职权干预制度的结果是造成了法院职能的扩张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矛盾，法院的裁判超出了当事人起诉的范围，成了“无诉之果”。在职权干预制度下，裁判范围的扩大会提高司法成本，降低司法效率，同时也无益于程序公正。
2、领导审批问题
法院审判案件，法官审案，庭长审批，然后呈主管副院长审批，这样处理的后果是，如果庭长、院长要不同意主审法官的意见，主审法官就要按庭长、院长的意思判决；当然，在检察院、公安局同样存在这种现象。这种体制如果不改革，就谈不上什么程序公正，就会形成当事人要打官司，就得找后门，拉关系，有损司法公正。近年来，在法院实现的审判长考核制度，审判长有权直接制发判决书，有助于改变这种现象。
此外，还有权力机关对具体个案监督、行政干预和党委审批案件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程序公正，有必要引起各界重视。
（三）司法实践中不严格执行程序法，滥用职权，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健全。
有侦查人员说，他们办案最怕的就是弄成“夹生饭”。家也搜了，人也抓了，该上的手段都上了，该查的线索都查了，可就是没拿到过硬的东西。你说怎么办？放人吧，确有重大嫌疑。不放吧，可又没法儿交待。这就叫：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不严格执法的表现。对于有犯罪事实的人，如果在以后取得了“过硬的东西”，你照样可以把他抓起来，说不上“错放”。但如果“错抓”以后导致“错判”，则是在错误地处罚了一个无罪者的同时又放纵了一个真正的罪犯，那才是真正的不公。本文引言中谈到的超期羁押问题，如果办案人员严格按程序法办事，就不会出现被关押十多年而是否有罪还没有一个法律上的说法这种现象。办案人员未严格执行程序法，监督不力是重要原因。这就要求加强监督，严格执行程序法。
另外，当程序公正与司法效率发生冲突的时候，要求人们做出“两难”选择时，在官本位的中国，往往选择司法效率，牺牲程序公正。一个社会无论效率多高，如果丢掉起码的公正，代价将是惨重的。在苏联二战前的“肃反”运动中，速审速决的审判方式盛极一时，效率可谓极高，以致立过汗马功劳的苏共中央委员成批地被枪决，这样的“效率”已经完全偏离了社会正义。可见，牺牲程序公正，一味追究所谓的司法效率，不仅违背了人道主义，而且在事实上也损害了实体公正，达不到人们所想象中的效果。

三、如何实现程序公正
通过以上的考察可以看到程序公正不可忽视的价值。然而我国司法（近期）却被笼罩在“司法腐败”的阴影中。因而目前讨论司法公正是大势所趋。司法公正更要强调程序公正，法院不参与立法，只执行法律，“法官造法”应严格限制，因此司法应着重程序公正，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程序公正。要达到这个目的，笔者认为，至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完善立法，健全法律
1、首先完善程序制度
本文分析影响程序公正的原因时提到的立法上的原因，原则上有改革的必要。举例来说，刑事诉讼中补充侦查问题，笔者认为，其存在的必要性值得考虑。有多少案件由于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的条件，在补充侦查后，还是证据不足，最后还是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案件在检察机关时，若证据不充分，不符合起诉条件，就应决定不起诉，而不应退回补充侦查，即使有存在的必要，最多也只能补充侦查一次。某些人是怕这样会放纵犯罪分子，他们没有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出发，“宁可抓错，不漏一个”。当然，说到底，还是因为有这样的规定才有这样的做法。其实，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即使某人犯了罪，在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下，法院也不可能判其有罪，也就不能这样将其关押；在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后，还可以再将其关押（当然，有可能抓不到此人了，但是，不能因为有可能抓不到，就将某嫌疑人长久的关押下去），将其判处徒刑。这样可有效的避免捕错、判错，符合人道主义。而民事诉讼中的抗诉程序则是典型的以国家权力干预民事私法领域，更没有存在的必要，至于错案追究，可考虑下面提到的审级制度。民事诉讼中的职权干预制度，使司法成本增大，降低司法效率，又无益于程序公正，有改革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