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市煤炭资源保护办法
山西省大同市人大常委会
大同市煤炭资源保护办法【颁2006.9.28施2007.1.1】
2006年8月23日大同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2006年9月28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大同市煤炭资源保护办法》的决定
（2006年9月28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大同市煤炭资源保护办法》，决定予以批准。
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大同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会议审议通过的《大同市煤炭资源保护办法》已经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８日批准，现予公布，本条例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充分发挥本市煤炭资源优势，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煤炭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山西省矿 产资源管理条例》、《山西省煤炭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煤炭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及其监督管理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煤炭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煤炭资源的保护。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占、破坏煤炭资源。
第四条 开发利用煤炭资源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勘查、合理开采、综合利用和有效保护的方针。
开发利用煤炭资源，应当保护生态环境，防止污染，防止地质灾害和其他公害。
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应当纳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第五条 市、县（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煤炭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监督管理。
市、县（区）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监督管理。
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指定县（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非本县（区）行政区域内的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监督管理。
第六条 市、县（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违法采矿行为的行政处罚 ，可以依法委托符合法定条件的组织实施。
第七条 鼓励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科学研究，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提高资源利用率。
第八条 鼓励煤炭矿山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合并相邻的井田、已关闭的煤炭矿山企业剩余资源和大型煤炭矿山企业机械化作业无法开采的边角、零星资源，实现资源整合、集约利用、规模化生产。
第九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对在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二章 煤炭资源规划
第十条 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省、市矿产资源规划，组织编制本市煤炭资源专项规划，经市人民政府同意，报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
市煤炭工业主管部门根据省煤炭生产开发规划和市矿产资源规划、煤炭资源专项规划，组织编制本市煤炭生产开发规划，经市人民政府同意，报省煤炭工业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县（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煤炭工业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县（区）矿产资源规划组织编制本行政区的煤炭资源专项规划和煤炭生产开发规划，逐级上报省级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第十一条 编制煤炭资源专项规划应当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原则，正确处理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其他自然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合理控制煤炭开发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水平。
编制煤炭资源专项规划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当地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进行科学论证。
煤炭资源专项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环境保护、水土保持、森林保护、城乡建设、旅游开发、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治等规划相衔接。
第十二条 煤炭资源专项规划和煤炭生产开发规划经依法批准后，应当严格执行，不得擅自修改；确需修改的，应当按照原报批程序批准。
第三章 优质煤、特种煤保护和综合利用
第十三条 对具有重要价值的原料煤以及含镓、锗元素伴生煤等特殊煤种或者稀缺煤种，应当依法实行保护性开采。
第十四条 对与煤炭资源共生 、伴生的高岭岩 、煤矸石、煤泥、煤层气和矿井水等矿产资源， 煤炭矿山企业应当综合回收利用或者采取保护措施。
第十五条 开采配焦煤、优质动力煤的，在采矿权审批划定矿区范围时，应当经市人民政府审核后，按照规定程序报批。
第十六条 煤炭矿山企业应当在不超过核定生产能力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特殊、稀缺煤种和配焦煤、优质动力煤的产量，保障优煤优价。
煤炭矿山企业和经营企业不得在特殊、稀缺煤种和配焦煤、优质动力煤产品中掺杂掺假、以次充好。
第四章 煤炭资源储量管理
第十七条 煤炭资源储量实行统一登记、统计和核销制度。市、县（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煤炭矿山企业占用的储量进行核查检测、登记和统计，建立台账；审批煤炭矿山企业报销储量的申请核销储量。
第十八条 煤炭矿山企业应当于每季度前１０日内向市、县（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报送上一季度的矿井井上、井下工程对照图和采掘工程平面图；每年１月底前向市、县（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固体矿产资源统计基础表，提出储量报销申请。
第十九条 正常损失的储量每年随矿产资源储量年报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予以报销。小型煤炭矿山企业非正常损失的储量由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予以报销。
第二十条 煤炭资源整合需调整煤炭矿山企业矿区范围的，煤炭矿山企业应当按照规定申请采矿变更登记或者办理新的证、照。
第二十一条 煤炭矿山企业开采煤炭资源实行采区回采率考核制度。
第二十二条 煤炭矿山企业的矿井采区回采率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二十三条 县（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每年应当根据资源赋存的地质构造、煤层稳定性等因素核定煤炭矿山企业矿井采区回采率指标，考核其实际回采率。
第二十四条 煤炭矿山企业应当逐月或者逐季度对工作面和采区回采率进行自检，每年１月底前向市、县（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报送上年度的自检结果。
第二十五条 在煤矿区进行铁路、高等级公路、工厂、水库、输油管道、输电线路和各种大型建筑物或者建筑群等可能压覆煤炭资源的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向县（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县（区）、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按有关规定报批。
第二十六条 经批准可压覆煤炭资源的建设项目在其范围内已设置采矿权的由建设单位与采矿权人协商留设保安煤柱并给采矿权人以合理补偿；未设置采矿权的 补偿费用归国家所有。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煤矿采矿权人的法定代表人是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第一责任人。
第二十八条 煤矿采矿权申请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矿井年设计生产能力达到国家、省、市规定的标准；
（二）有与年设计生产能力相适应的工商注册资金；
（三）设立地质测量机构，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九条 煤炭矿山企业的地质测量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进行矿井采区回采率自检；
（二）填绘矿井井上、井下工程对照图和采掘工程平面图；
（三）计算和分析煤炭资源采出量和损失量，管理本矿山企业煤炭资源；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三十条 受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煤炭矿山企业委托进行地质勘测的组织，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其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资格，并对其勘测成果负责。
第三十一条 市、县（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检查中发现勘测成果不实或者收到对勘测成果的投诉、举报，应当组织专家鉴定并作出结论。对于勘测成果不实或者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应当由相关部门责令其补测或者重测。
第三十二条 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下列人员进行矿产资源法律、法规和煤炭储量管理业务知识培训：
（一）煤矿采矿权人的法定代表人；
（二）煤炭矿山企业主管地质测量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三）从事地质测量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四）其他有关人员。
第三十三条 经批准的基建矿井、改扩建矿井工程竣工后，采矿权人应当及时提出验收申请；未经竣工验收，不得组织生产。
第三十四条 禁止越层越界开采煤炭资源。市、县（区）负有监督管理职能的部门发现越层越界开采煤炭资源的，应当依法责令煤炭矿山企业采取以下措施：
（一）拆除越层越界开采的设备；
（二）在越层越界处本矿界内一侧砌筑永久密闭；
（三）毁闭全部越层的井筒。
第三十五条 市、县（区）煤炭工业主管部门发现越层越界开采的，应当责令其改正；并将其破坏资源的相关证据移交同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三十六条 市、县（区）国土资源和煤炭工业主管部门发现越层越界开采煤炭资源，其现场被破坏、无法测算破坏资源价值的，应当移送同级煤矿安监部门或者机构依照《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七条 市、县（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煤矿安监部门、机构依法对无证采矿、越层越界采矿等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应当建立档案。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越层越界开采是指超越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矿区范围开采煤炭资源的行为。
第三十九条 市、县（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煤炭矿山企业设立时批准的地质储量和相关部门核实的历年的采出量，逐年核减煤炭矿山企业的资源储量，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报请原发证机关注销其采矿许可证，由当地人民政府予以关闭：
（一）无资源储量的；
（二）实际采出量大于批准储量的。
第四十条 依法关闭矿井，由县（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由作出决定的机关监督。关闭后的矿井，应当达到以下标准
(一)矿井井筒完全毁闭；
(二)井口场地得到平整；
(三)矿井生产设备和供电、通讯线路、供水管路全部拆除；
(四)妥善处理矿井财产；
(五)在媒体上发布关闭矿井公告。
第四十一条 矿井关闭后，由县（区）人民政府组织验收，达到本办法第四十条规定标准的，由作出关闭决定的部门填写关闭矿井报告单，交县（区）人民政府备案，抄送同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无证采矿：
（一）无采矿许可证开采煤炭资源的；
（二）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满，未办理延续登记，自行废止的；
（三）采矿许可证被注销、吊销后继续开采煤炭资源的；
（四）未按采矿许可证规定的矿种开采矿产资源的（ 共生、伴生矿种除外）；
（五）已取得采矿许可证未取得煤炭生产许可证的矿井在其矿区范围内组织生产的，经批准的进行基建工程的矿井除外；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三条 因违法采矿被吊销采矿许可证或者犯非法采矿罪、破坏性采矿罪的煤炭矿山企业，其法定代表人、矿长和有关责任人不得作为煤炭资源和其他矿产资源矿业权的申请人、竞买人、受让人和矿山企业法定代表人、矿长或者负责人。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煤炭矿山企业和经营企业在特殊、稀缺煤种和配焦煤、优质动力煤产品中掺杂掺假、以次充好的，由工商管理或者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罚。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县（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并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时报送资料或者报送资料弄虚作假的；
（二）未按时申报报销资源储量的；
（三）未按时报送上年度采区回采率自检结果的。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煤炭矿山企业矿井采区回采率连续３年达不到国家规定标准的， 由市、县（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采取有效措施限期改正，并可处以损失资源价值５０％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整顿或者报请原发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设压覆煤炭资源的，由市、县（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拆除建筑物、构筑物。
第四十八条 负有煤炭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 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法学研究从身份到契约之反思——《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别序
王礼仁
【正文】
一般之序，载于著作之首。然因拙著于出版之际，诸事汇聚，忙不暇接，未及写序。 [1]为补其遗缺，乃另著文以言未尽之意，是为别序。
德国著名社会学者滕尼斯教授，将人类社会之结合关系，分为“共同社会”与“利益社会”。日本身份法之父中川善之助教授，则将人类社会之结合关系，分为“本质的结合关系”与“目的的结合关系”。 [2]台湾地区学者戴氏《亲属法》将亲属之共同生活分为保族生活与经济生活。 [3] 无论是“共同社会”，还是“本质的结合关系”或“保族生活”，都是指身份社会或身份关系的结合，它是与“利益社会”、“目的的结合关系”或“经济生活” 等财产关系相对应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本质的社会结合关系。 而“利益社会”、“目的的结合关系”或“经济生活”关系，则是一种利益结合关系或财产关系。目前，对于上述两种不同之社会结合关系，一般用身份关系与财产关系（或者身份关系与契约关系）加以区别表述。
民法学上关于“身份”的范围，学者有不同认识，由于拙著将“身份” 的范围界定在亲属法范围内，故本文所说的“身份”，当然是亲属法范围内的“身份”。所谓法学研究从身份到契约，是指法学研究的一种变化过程。这种变化过程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重视身份法（亲属法）到重视契约法（财产法），乃至忽视身份法的研究过程。
由于整个社会的进步是一个由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法学研究从身份到契约，则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法学研究是否符合这种社会运动的内部规律？是否与之同步？是否存在偏离其发展轨道的现象或顾此失彼？这些都值得反思。笔者认为，目前的法学研究，与这种社会运动的内部规律不相协调，在民法研究领域里，忽视或轻视身份法研究，使身份法研究过于冷落，就是最明显的表现。尽管身份法研究在过去，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中取得了长足成就（这已有多位教授写过综述性回顾文章，我不再赘述），但身份法研究与财产法相比，是落后的；与身份关系的社会需求，是不适应的。在一定意义上说，身份法的研究，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与身份关系的地位和作用不相适应。
一、身份法研究现状令人堪忧
目前，我国身份法研究的基本现状，有两个特征：一是整个民法研究领域（包括司法）的基本形势是重契约轻身份，即重财产法研究，轻身份法（亲属法）研究。二是在身份法领域也是重契约轻身份，即重身份财产研究，轻单纯身份关系研究。其具体表现为“两少一多”。
（一）身份法出版物少
在各种法学理论期刊中，很少刊载身份法研究文章，核心期刊刊载身份法研究文章更是凤毛麟角。我随手翻阅了2008年的《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法学评论》、《中外法学》、《法商研究》等核心刊物，没有刊登一篇有关婚姻法的文章。在专著方面，研究亲属法的专著不多，有许多空白领域尚无人问津。至于研究单纯身份关系的专著更是空白。
（二）身份法研究学者少
由于我国没有完整统一的民法典，婚姻法与其它民事法律规范在立法上的分离现象，可能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民事法学的整体研究水平，造成了学术研究的分离（亲属法与其他民法分离）现象。又加之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影响，更加剧了财产法与身份法研究不平衡的距离。研究民法（狭义）者，不研究亲属法，民法研究存在严重的偏科现象。除长期研究亲属法的一些学者外，多数民法学者不研究亲属法。大多数民法学者，没有亲属法专著或论文，甚至有些民法学者对亲属法还是一个盲点，包括一些知名学者，在一些重要刊物或新闻媒体上，也常常发表错误观点。诸如亲子关系不能推定；民法上的欺诈等无效民事行为，完全可以直接适用婚姻等身份行为；甚至还有学者连人事诉讼最基本的特点和规律都不了解，著文建议取消离婚调解制度。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整个社会的运动是一个由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法学研究从身份到契约（重契约轻身份），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共性，但像我国大陆如此轻视身份法的现象，尚不多见。在我国台湾，研究亲属法学者众多，不仅有戴氏三代研究亲属法者，还有史尚宽、王泽鉴等一批 “全才” 型民法学者。我国大陆民法学界，虽有“全才”型民法学者，如长期从事亲属法以外学科研究的学者杨立新教授、余延满教授亦有亲属法专著。但像史尚宽、王泽鉴这样熟谙财产法与身份法的大师级民法学者，还是不多。在外国民法学者中，偏科现象也没有我国如此严重。大凡一些知名学者，对财产法与身份法，均有比较全面的研究。如德国学者迪特尔·梅迪库斯的《德国民法总论》、卡尔·拉伦茨的《德国民法通论》，都有关于亲属法的精辟论述。我国学者在研究民法总则的专著中，则少有提及亲属法者，民法总则几乎成为单纯的财产法总则。
学术研究自由，无可非议。但重财产法，轻身份法，使亲属法轻到不可再轻的地步，其背后原因，值得反思。
（三）身份案件审判问题多
不仅出版业、学者对身份法研究不重视，司法界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对身份法的研究也不够。在最高人民法院多年的科研项目中，一直没有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调研课题。在整个司法领域也存在轻身份法，重财产法的现象。因而，婚姻等身份案件的审判质量不高，问题很多。
我对本市近年的二审婚姻案件进行了分析，竟然发现有80%的上诉婚姻案件，属于“问题案件”。也就是说，有80%的上诉婚姻案件在审判程序或处理结果上存在问题。 [4]当然，这些“问题婚姻案”，并非都是错案，主要是程序上和实体处理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而其中最普遍、最突出的问题，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审判程序上，将婚姻等身份关系诉讼完全等同于一般财产诉讼，忽视其人事诉讼的特点；二是将民法总则的有关原则，完全适用于婚姻等身份案件。此外，适用婚姻法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将婚姻诉讼等同于一般财产诉讼，忽视人事诉讼色彩
不少法官不知道有什么是“人事诉讼”，在处理婚姻案件时，根本没有区分财产诉讼与人事诉讼，将身份关系诉讼等同于一般财产诉讼，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忽视婚姻案件职权主义诉讼的特点或色彩。
（1）法官不依职权收集证据，完全依靠当事人举证定案
具体表现在：其一，在证据收集上，一律实行一般诉讼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把举证责任完全推给当事人。对于该依职权主动调查的婚姻事实，不依职权主动调查，完全凭当事人的举证材料定案。其二，对庭审中涉及的重要婚姻事实，则往往以当事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而否认。对案件的真实事实或真正的离婚原因，没有揭示；对潜在的矛盾没有解决。其三，对于婚姻案件中的举证期限，也死抠一般诉讼的“证据失权”制度，对于超过举证期限的证据，大都以“证据失权”为由，不予采纳。还有的认为，一审没有提出的婚姻事实或证据，二审不能提出。其四，对于当事人要求法官调查的证据，也以不属于职权调查范围为由，不予调查。如对婚姻有效与无效不调查；对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不调查；对一方提出另一方有重婚或同居的事实不调查；对一方是否遭受家庭暴力或虐待不调查；对一方提出另一方有婚外情的事实或线索，更不调查和核对；等等。
由于一切全凭当事人举证定案，不仅导致许多案件都以当事人的证据不力而不予认定。还有不少离婚判决，完全依靠两、三张纸的开庭笔录定案，或者以当事人提供的几个很单薄的证据定案。有的离婚案件，甚至简短的离谱。比如一个离婚判决的事实部分，不到150个字（最短的只有122个字），竟然就解决一个三、五年，甚至几十年的婚姻。
（2）法官不斟酌当事人未提出之事实，对自认、认诺等处理存在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了一般诉讼程序中的自认等有关诉讼规则，不适用于身份关系诉讼。但对“认诺”、“不争事实”如何认定和处理，没有规定。在婚姻案件中，法院能否斟酌当事人未提出之事实，也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不仅在自认的适用上仍存在不少问题。对于“认诺”、“不争事实”的认定和处理，基本上是按照处理财产案件的规则处理的。法官对于当事人未提出之事实更未加斟酌。如婚姻是否有效与无效或成立与不成立的事实，只要当事人没有提出，法官都不加斟酌或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