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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分配是民事执行程序的重要制度，是解决多个金钱债权执行竞合的一种方法。笔者认为，将参与分配置于追求效率优先的执行程序与整个民事执行不甚协调，加之相关法律条文原则笼统，致参与分配制度在适用中缺陷重重。完善我国参与分配制度，衡平公平与效率价值，已成为当前民事执行的重要课题。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确立有限优先原则


在参与分配中，多个债权人就债务人的财产是平等受偿，还是按照申请强制措施的先后顺序分配债务人的财产，对该问题的处理，各国基于不同的理念，形成三种立法例：优先主义、平等主义和折中主义。


我国立法没有明确规定采用何种立法例，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九十四条规定：“参与分配案件中可供执行的财产，在对享有优先权、担保权的债权人依照法律规定的顺序优先受偿后，按照各个案件债权额的比例进行分配。”因此，先申请查封的债权人无优先受偿的权利，而是和其他申请人按比例分配，可见，我国采用的是平等主义的立法例，即不管债权人申请强制措施的时间先后，也不管参与分配的时间先后，所有债权人的地位平等，均以自己的债权额比例参与分配。


平等原则基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为所有债权人的共同担保”的法理，保障债权人基于债的平等性所享有的平等受偿的权利。我国参与分配制度承载着填补有限破产主义的缺漏，采用平等原则以保障非法人主体在资不抵债时债权人能得以平等受偿。


优先主义是按照债权人申请执行或者申请强制措施的先后顺序确定债务人财产分配的顺序，在先申请的债权人取得优先受偿的权利。其理论基础在于鼓励债权人积极主张权利，强调执行程序的效率优先性。应当说，先申请查封的债权人付出了更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法律应当奖励勤勉者。平等应该是一种竞争机会的平等，唯此才真正的符合公平原则。且执行程序以尽量缩短执行周期，尽快实现债权人的债权为目的，制度设计必须以效率优先为价值追求。置于执行程序中的参与分配制度应首先在于使各债权人能够利用同一执行程序获得清偿，节省执行成本，其次才是保障各债权人的公平受偿。因此，参与分配的制度设计应当体现出公平前提下的效率优先性。


基于上述思路，笔者认为应采用有限优先主义的分配原则，即在平等主义的基础上，给予在先查封的债权人一定比例的优先受偿权，且对该债权人为采取查封等强制措施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参照破产共益费用优先予以偿付，以衡平参与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价值顺位。


二、许可超额查封财产


查封制度必须与参与分配所采用的原则相适应。平等原则下，因其他债权人可加入已查封的财产平均受偿，若限制查封财产的范围，会使先查封的债权人因其他债权人的参与而减少受偿份额。因此，平等原则下应当允许超额查封。


优先原则下，债权人按查封的先后顺序受偿，若在查封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可申请查封债务人的其他财产。因此，优先原则下应允许重复查封。


我国采公平主义的参与分配原则，与之相适应的查封制度应当允许超额查封。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二百四十二条均规定，查封、扣押、冻结财产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执行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也作了相应规定。笔者认为，既然查封制度不允许超额查封，却又允许其他债权人参与分配，使原本以为已查封足够财产而不必继续查封其他财产即可全部得到受偿的在先查封人，因随时增加的其他债权人的参与分配受偿比例不断降低，从而债权利益受到损害，造成了实质上的不公平。所以，我国参与分配制度既然以实现各债权人的平等受偿为主要价值取向，则应许可债权人超额查封。


因有限优先原则仍是建立在平等主义的基础上，只是给予在先查封的债权人一定比例的优先受偿权，有限优先原则仍承担着公平原则所承担的保障债权人基于债的平等性所应享有的平等受偿的权利。若禁止超额查封，则会产生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数额与随时增加的债权额不断加入参与分配之间的矛盾，使先查封的债权人面临受偿份额减少甚至无法实现债权的风险。所以，与采用有限优先原则相适应，我国应许可债权人超额进行财产查封。


三、明确参与分配期限


期间制度是实体法律制度中确定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的重要因素，也是程序法律制度中保障当事人各方权益的重要组成，明确参与分配的期间有利于使参与分配程序协调统一，便于执行程序的顺利进展，对符合参与分配条件的债权人至关重要。科学设置参与分配期限，不仅有助于债权人更好地实现债权，而且能更好地体现作为执行程序的参与分配制度的效率性功能。


我国对参与分配的期间规定较为笼统模糊，对申请参与分配的期限规定含义不明，伸缩性很大，给参与分配的实际操作造成困难，并导致分配程序不断拖延，严重影响了执行程序所追求的效率价值的实现。


参与分配的期限如此重要，如果因法律规定的伸缩性大，而被某个法院或执行人员所控制，对司法公信力影响无疑将是巨大的。结合我国的执行实践，笔者认为申请参与分配的始期可明确为被执行人的财产被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后，该始期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较强，一方面可保证参与分配的债权人有财产可供分配，另一方面可避免盲目参与到他人的执行程序中，徒增劳顿。对于申请参与分配的终期可确定为当次分配表作成前一日，可防止其他债权人在分配表作成后申请参与分配而不断修改分配表，拖延强制执行程序的进度，更有利于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

浅议政府采购汽车单一来源方式
日期：2005-4-18
作者：谷辽海
来自:经济日报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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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在我国政府采购公务用车的实践中，通过单一来源方式大批量地采购各种款式、不同价位的公务用车，采购主体所实施的这种采购方式在我国的许多省市的政府采购活动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在我国现行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下，采购主体所选择的这种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几乎不受任何法律的监督和约束。本文通过一个具体案例的介绍和法律适用分析，进而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所存在的监督机制缺位情形。
一、单一来源采购公务用车有悖于法律规定
2004年12月，我国某省级机关政府采购中心受采购人的委托，分别采购一批蓝鸟智尊小轿车、通用别克旅行车、广州本田雅阁、丰田花冠轿车等不同种类的公务用车，总采购数量高达200辆，采购主体所选择的政府采购方式为单一来源。单一来源方式采购的供应商总共有四家，分别来自该省市的某汽车销售公司、汽车贸易公司、汽车产品开发公司等。在政府采购信息公示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第七天，该省的一家供应商某汽车服务公司以书面的形式向采购主体提出了质疑，与此同时，该质疑供应商将质疑书和采购信息的公示内容给笔者所在的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发来传真，咨询某省级机关政府采购中心的采购行为是否合法。从前述基本案情中显示，本次巨额公务用车采购项目和采购数量，政府采购中心全部是通过单一来源的采购方式进行的，且明确指定了品牌和代理供应商。笔者认为，采购主体的政府采购代理行为是有悖于我国《政府采购法》所规定的内容。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九条对单一来源采购方式提出一些基本管理要求，主要是规定采取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应当遵循的基本要求，具体包括：1．采购人与供应商应当坚持本法第三条规定的“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开展采购活动。单一来源采购是政府采购方式之一，尽管有其特殊性和缺乏竞争，但仍然要尽可能地遵循这些原则。2．保证采购质量。政府采购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政府机关履行行政事务的效果，因此，保证采购质量非常重要。虽然单一来源采购供货渠道单一但也要考虑采购产品的质量，否则实行单一来源政府采购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3．价格合理。单一来源采购虽然缺乏竞争性，但也要按照物有所值原则与供应商进行协商，本着互利原则，合理确定成交价格。
我们从质疑供应商提供的材料来看，四家被选定的单一来源供应商，均非当地的直接生产厂家，也非产品的唯一提供者，而是属于经营、销售各种款式、不同价位的汽车贸易公司或销售公司。在确定这四家代理公司作为政府采购对象的供应商的同时，采购主体也就剥夺了其它经营同种类采购对象的供应商的公平竞争权。采购主体所选择的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类似于直接采购，它是指达到了限额标准和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但所购商品的来源渠道单一，或属专利、首次制造、合同追加、原有采购项目的后续扩充和发生了不可预见紧急情况，不能从其他供应商处采购等情况。这种采购方式的最主要特点是没有竞争性。正是由于单一来源采购具有直接采购、没有竞争的特点，使单一来源采购只能同唯一的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也就是说，采购活动处于一对一和非常隐蔽的状态，且采购主体处于主动地位。因此，在这种采购方式的交易过程中，是最容易滋生各种不规范行为和腐败行为。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从法律上对这种采购方式的使用规定严格的适用条件。
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开招标应作为政府采购的主要采购方式。如果因特殊情况需要采用公开招标以外的采购方式，例如采取单一来源采购、询价、竞争性谈判、邀请招标等其它采购方式进行政府采购的，应当在采购活动开始之前获得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人民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我们从质疑供应商提供的资料来看，某省级机关政府采购中心未曾获得合法批准。但实践中，获得政府采购活动主管部门的批准或者说获得行政许可，并非很困难。许多政府采购项目往往在争议发生后或者在采购项目达成后，再来进行手续上的弥补和完善。我们判断所选择的采购方式是否合法，关键还是需要从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适用条件进行分析。
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货物或者服务，采购主体可以依照本法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一）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二）发生了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不能从其他供应商处采购的；（三）必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需要从原供应商处添购，且添购资金总额不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百分之十的。在符合前述三种法定情形之一的，可以采用单一来源采购。具体来说，其一是采购的项目只有唯一的制造商和产品提供者。我们从质疑供应商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来看，政府采购中心选择的四家供应商不是唯一政府采购对象的提供者，也不是该省唯一能够提供政府采购对象的销售者。况且，据质疑供应商所提供的资料，采购主体选择的销售供应商在该省至少有十家以上，由此可见，本次单一来源供应商不是本次采购项目唯一的产品提供者。其二是发生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这种情形是正常因素或非归因于采购人，不能或来不及从其他供应商处采购的。从基本案情中，我们可以知道，这种情形也不适用于本案。其三，就政府采购合同而言，在原供应商替换或扩充货物或者服务的情况下，更换供应商会造成不兼容或不一致的困难，不能保证与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需要继续从原供应商处添购，且添购金额不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百分之十。同样，本案的公务用车采购项目也不符合这一种情形。
根据上述，显而易见，某省政府采购中心通过单一来源采购方式，指定四家供应商作为不同汽车的单一来源提供者，是不符合我国法律所规定的任何一种法定情形。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取单一来源方式采购的，采购人与供应商应当遵循本法规定的原则，在保证采购项目质量和双方商定合理价格的基础上进行采购。由于采购主体所实施的单一来源采购方式，没有公布采购成交价格信息，我们无从获悉本次采购项目所达成的采购价格是否合理。
二、单一来源采购方式所存在的法律缺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实施两年多来，政府采购公务用车通过单一来源采购方式进行的，这一情形在政府采购实践中是普遍存在的。尽管许多汽车制造商和代理商对每次的政府采购行为都有许多的质疑和投诉，但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违法行为的责任条款，故实践中的很多争议往往是不了了之。虽然我国《政府采购法》规定了不同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适用条件和情形，但几乎都没有规定违反这些适用条件和情形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是调节人们行为的规则或规范。作为一种法律规范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必须共同遵循的行为规则，谁违反了，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就必须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作为我们政府采购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应该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个部分构成。行为模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可以这样行为，应该这样行为，不应该这样行为，前一种是授权性法律规范，后二种行为规范为义务性法律规范。法律后果我们也称法律责任，是社会成员违反义务性法律规范所应承担的法律结果或称法律责任。很遗憾的是我国《政府采购法》只有义务性法律规范，却没有法律后果的强制性条款。虽然这部法律规定了适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条件和程序，但政府采购当事人尤其是采购主体不遵循这些条件和程序，违反了这些义务性的行为规范，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在现行法律中还完全是空白。我们从《政府采购法》第八章法律责任这一节的所有条款里，寻找不到前述案件中违法行为人的行为所应承担相对应法律责任的任何内容。根据责任法定、处罚法定的基本法律原则，如果违法行为没有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那么，尽管实践中存在违反政府采购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由于法无明文规定，我们也不能追究违法行为人的相应法律责任。同样的道理，我们再来分析前述案件中采购主体所选择的采购方式。由于采购主体所采取的单一来源采购方式不符合我国《政府采购法》所规定的任何一种法定情形，在没有授权性法律规范的情形下，采购主体违反义务性行为规范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可是，《政府采购法》第八章法律责任这一节的所有条款里，同样寻找不到任何相对应的法律责任条款。也就是说，尽管法律规定选择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必须符合法定情形和条件之一，但我们如果没有考虑法定情形而任意进行确定采购方式，也无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采购主体只要经过行政许可，而不管行政主体这种许可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不论是采购主体还是行政主体，都不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为法无明文规定。由于违法行为没有法律责任条款，前述案件中的违法行为人不论质疑供应商怎么样去质疑和投诉，采购主体仍然能够安然无恙。
近两年，笔者曾经撰写了《中国政府采购案例评析》1至3卷，共五十多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案例，类似前述公务用车采购违法情形，随处可见。为了规范我国的政府采购行为，维护我国政府采购交易市场的正常秩序，保护广大供应商的公平竞争权利和合法权益，我国《政府采购法》所存在的前述缺位情况必须尽快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