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国务院命令（1957年11月）
国务院关于改造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已经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57年11月14日第八十四次会议原则批准，现在予以公布，自1958年起施行。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7年11月15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国务院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的决议
（1957年11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四次会议通过）
1957年11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原则批准国务院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
国务院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
（1957年11月15日国务院公布）
我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我国的建设是有计划的建设，全国各地区各企业的生产和建设工作都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决不可以违反国家的统一计划。我们现行的工业管理体制基本上是符合这种要求的。但是，从目前情况看来，现行工业管理体制存在着两个主要的缺点：一个是有些企业适宜于交给地方管理的，现在还由中央工业部门直接管理；同时地方行政机关对于工业管理中的物资分配、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等等方面的职权太小。另一个是企业主管人员对于本企业的管理权限太小，工业行政部门对于企业中的业务管得过多。这两个主要缺点限制了地方行政机关和企业主管人员在工作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以内，给地方政府和企业以一定程度的因地制宜的权力，是完全必要的。这种国家统一计划范围内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一定程度的机动权力，正是为了因地制宜地完成国家的统一计划，这是国家统一计划所必需的。为了适当地扩大地方政府在工业管理方面的权限和企业主管人员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权限，国务院现作下列的规定。
第一、适当扩大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工业的权限
一、调整现有企业的隶属关系，把目前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一部分企业，下放给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作为地方企业。
现在属于轻工业部和食品工业部的企业，除了若干企业必须由中央管理的以外，大部分企业都下放给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纺织工业先下放一小部分，以后根据具体情况，再定大部分下放的步骤。
重工业各部门所属的企业，凡是属于大型矿山、大型冶金企业、大型化工企业、重要煤炭基地、大电力网、大电站、石油采炼企业、大型和精密的机器、电机和仪表工厂、军事工业以及其他技术复杂的工业，仍旧归中央各工业部门管理。除此以外，其他工厂凡属可以下放的，都应该根据情况，逐步下放。
森林工业部所属的企业，除个别单位需要由部直接管理的以外，其余全部下放。
交通部管理的一部分港口和企业下放。
建筑企业中的土建部分，在许多地区应该逐步下放，由地方统一管理。
中央各有关的工业、交通部门，应该根据上述原则，同地方政府协商，提出下放企业的名单，报告国务院批准以后，实行下放。
一切仍归中央各部管辖的企业，都实行以中央各部为主的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领导，加强地方对中央各部所属企业的领导和监督。
二、增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在物资分配方面的权限。
中央各部所属企业、地方所属企业（包括地方所属的公私合营企业）和商业系统这三个方面所需要的物资，不论是国家经济委员会所管的全国统一分配的物资（以下简称统配物资）或者是中央各部所管的统一分配物资（以下简称部管物资），仍旧各按原来系统申请和分配。地方国营、地方公私合营企业所需要的物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统一申请和分配。但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对于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以内的中央企业、地方企业和地方商业机关为本企业生产经营所申请分配的物资，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条件下，有权根据当地的情况和需要的缓急，在各个企业之间进行数量、品种和使用时间方面的调剂；各个系统的企业，都要服从这种调剂。
中央各部所有的供应全国需要的物资，不论是存放在某地企业内的或者是仓库中的，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一般不能调动使用。如果当地政府要求调用，必须取得中央主管部门的同意。军用产品所用的特殊原材料，地方政府要求调用的时候，也必须取得中央主管部门的同意。
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的企业所生产的统配物资和部管物资，如果生产数量超过了国家计划规定数量，超过计划的部分，当地政府可以按照一定比例提成，自行支配使用，但是原定的品种计划不能改变。中央各部所属企业的超过计划的产品，除了中央指定的少数企业和少数产品品种以外，地方政府也可以按照中央批准的比例分成。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求中央各部所属机械制造企业超额生产时，为了避免盲目增产，其超额生产的品种，如果属于国家经济委员会统一分配或者在部管范围内的，需要得到中央各有关机械工业部门的同意。
三、原来属于中央各部管理现在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的企业，全部利润的百分之二十归地方所得，百分之八十归中央所得。
凡是属于第二机械工业部、邮电部、铁道部、对外贸易部外销部分和民航局等部门的企业和大型矿山、大型冶金、大型化工、大型煤矿、大电力网、石油采炼、大型机器和电机的制造等企业以及长江、沿海跨省经营的航运企业，地方政府不参与利润分成；除此以外，所有仍旧属于中央各部管理的其他企业，例如纺织企业，地方政府也可以分得全部利润的百分之二十。
所有地方政府参与利润分成的企业，上述规定的二八分成的比例，三年不变。
凡是属于原来由地方管理的企业，其全部利润，仍旧归地方政府所得。
四、在人事管理方面，增加地方的管理权限。凡是属于中央各部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的企业，在人事管理方面，都按照地方企业办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仍归中央各部管辖的企业的所有干部，在不削弱主要厂矿的条件下，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但是，国务院管理范围的干部，地方要求调动的时候，应该报请国务院批准。各主管工业部门管理范围的干部，地方调动的时候，应该同主管部门协商。在调动干部尤其是调动高级技术人员的时候，应该注意干部原来的专业，照顾到某些干部在他的工作岗位上要有一定期间的稳定性。
中央各部所属的企业和分驻各地的管理机构，有关编制定员工作，应该受当地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
第二、适当扩大企事业主管人员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权限
一、在计划管理方面减少指令性的指标，扩大企业主管人员对计划管理的职责。
在生产计划方面，原来由国务院规定的非经国务院批准不得改变的指令性的指标共有十二个，即：总产值、主要产品产量、新种类产品试制、重要的技术经济定额、成本降低率、成本降低额、职工总数、年底工人到达数、工资总额、平均工资、劳动生产率、利润。现在把国务院指令性的指标减为四个，即：（一）主要产品产量，（二）职工总数，（三）工资总额，（四）利润。其余八个指标，在一般情况下，都作为非指令性的指标。这些非指令性的指标，在下达计划和上报计划的时候，仍旧和四个指令性指标一样，全部列入计划，作为计算根据，但是，企业在执行中可以依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对于非指令性指标的修改以后的方案，应该报告有关部、局备案。
除了国务院规定的四个指令性的指标以外，各工业部可以根据企业的特殊需要，增加个别指令性的指标，例如新种类产品试制、重要技术经济定额、成本降低率等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也可以根据当地需要，对自己所属企业增加个别指令性的指标，例如规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平衡的某种产品的产量。
在基本建设计划方面，国务院１９５７年规定的指令性指标是四个，即：（一）总投资额，（二）限额以上项目，（三）动用生产能力，（四）建筑安装工作量。今后仍旧按照这四个指令性指标执行。建筑安装部门的劳动工资指标，仍旧按照过去规定办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于地方基本建设投资的使用，在保证完成上述指令性指标的条件下，在国务院核定的地方投资总额以内，可以对建设项目、建议进度等等方面进行调剂。
国家计划只规定年度计划。关于季度、月度计划，那些企业应该由主管的部、局规定，那些企业应该由企业自行制定，都由各主管部门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定。
简化计划编制程序。由现行的两次下达、两次上报的编制过程改为两次下达、一次上报，就是先由上而下的颁发控制数字，然后由下而上的编制计划草案，最后由上而下的下达计划。年度计划力求在年前十一月份大致确定，计划下达以后，一般不再修改。坚决精简现行表报。
二、国家和企业实行利润分成，改进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企业的利润，由国家和企业实行全额分成。分成的基数根据各工业部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领取的四项费用（技术组织措施费用、新种类产品试制费用、劳动保护费用、零星购置费用），加上企业奖励基金，再加上百分之四十的超计划利润，把各部所领取的这三笔收入与工业部门在同一时期所实现的全部上缴利润，以部为单位，分别算出比例。例如各工业部所领取的三笔收入共占各该工业部上缴利润的百分之几，就把这个比例分别作为各工业部的固定分成比例。以后年度预算中，国家不再拨付四项费用和企业奖励基金，所有这些费用，统由利润固定分成中解决。分成比例确定以后，三年不变。每年根据实现的利润，计算分成数额。各工业部对于所属企业根据上述原则和具体情况，分别确定各个不同的分成比例，实现国家和企业在利润方面的分成。但是，各工业部可以在自己直属各企业的全部分成所得中集中一部分作为企业间调剂之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工业管理部门也可以在它直属企业（包括中央下放企业）所得的利润分成中，抽出一部分，作为当地各企业间调剂之用。
国防企业中新种类产品试制费用，以及其他企业的特殊重要的新种类产品的试制费用，如果超过本企业负担能力，由主管部门另行拨付。
因为公私合营企业过去对四项费用、企业奖励基金、超计划利润分成等等没有象国营企业那样的规定，而且公私合营企业中以中小型企业为多，因此在实行企业的利润分成的时候，应该对公私合营企业的分成基数和分成办法，进行专门研究，定出适宜的办法。
企业在使用分成所得的时候，必须把其中的大部分用于生产事业方面，同时，适当地照顾到职工福利方面。
取消现行的某些不合理的规定，例如大修理不准“变形”、“增值”等规定。企业的事业费在保证完成计划的条件下，可以由企业在事业费总额内的项目之间调剂使用。企业的固定资产在上级规定的权限内，可以由企业增减或者报废。
三、改进企业的人事管理制度，除企业主管负责人员（厂长、副厂长、经理、副经理等）、主要技术人员以外，其他一切职工均由企业负责管理。
企业有权在不增加职工总数的条件下，自行调整机构和人员。
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粟多海
[内容提要]：原告资格的涵义，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的辨证关系如何？作为行政诉讼法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是必须首先要弄清楚的。原告作为启动整个行政诉讼活动的“马达”，如何审查、确认原告资格呢？为了保障原告资格制度的健康运作，又应设立怎样的保障制度？本文就此作出了理论上的阐述。
[关键词]： 原告资格 立案审查 司法保障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为规范法院和行政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调整法院与诉讼参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给予了一个基本的活动规则。为老百姓的私权利对行政公权力说“不”的活动提供了司法救济的法律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任何人如果被具体行政行为所侵害，都可以为保护其合法权益而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人民法院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因此，原告是整个行政诉讼活动的起动者，原告的行为是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最基本的法律事实。正是由于原告的起诉，启动了法院的审判程序；正是原告的控告，才引发了被告的抗辨。整个行政诉讼活动过程，只有原告的控诉行为是出于主动所为的。如何对行政诉讼活动的有效的、正确的规则运用，不能不先从对原告资格的理解上着手，笔者认为这是垫起整个行政诉讼活动这幢高楼大厦的基石和起脚点。
一、受案范围与原告资格及其关系
（一）受案范围
从行政诉讼构成理论及法律的阶级性来看，受案范围必然成为原告资格的瓶颈，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所以，在谈论原告资格时必然先要对受案范围作一个深刻的认识。何谓受案范围，要作出一个概念性的说明，目前尚无统一的认识。但究其实质来讲，即是对司法复审范围的一种限制，它是通过法律手段来设定司法权事务的权力范围。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列举了共8项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范围。很显然，该条法文至少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疑惑之处：第一，前7项列举的几种可诉具体行政行为，认人感到可诉之行政行为屈指可数，太有限了，似有吊不起打官司的“胃口”之嫌，于是又规定第8项，加上“其他人身权、财产权案件”。对这一规定该如何理解？实践中各式观点自然就百花齐放了，实在让人难以把握。这无疑是必须予以立即完善的。第二，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如果违法，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相对人为何不能提起诉讼？虽然行政复议法对此已走出了前进的一步，规定在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复议申请的同时，可提出对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一些规定进行审查申请，但终究不能进入司法程序，公民的私权利保障系数也就大打折扣了。这些方面的不足，显然是难以对“有权利必有救济” 的法学原则作出合理解释的，从而人为的狭窄了行政诉讼当事人成为正当原告的范围。
随着依法治国的不断深入，可以预见的是，有限制的概括式的确立原告资格的方式是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发展方向，即首先对受案范围作一概括性规定，然后对某些不能或不适合司法复审的行政行为予以排除，这样由于对司法审查所作的限制很小，受案范围将会成为一个被淡化的概念，其对原告资格的瓶颈效应不复存在，从而实现正当原告资格的取得的切实有效的法制化保障。
（二）原告资格
原告资格，也叫起诉资格，指某人在司法性争端中所享有的将该争端诉诸司法程序的充分的权利。其中心思想就是确定司法性争端对起诉人的影响是否充分，也就是通常所说该争端与起诉人是否有充分的利害关系。与受案范围本质相同，原告资格也是对司法审查范围的限制。只有符合正当原告资格的条件，才能进入诉讼程序而进行诉讼活动，也就是决定诉讼程序发生的“门内门外”的问题了。但与受案范围不同之处在于原告资格是通过法官对起诉人申请事项的审查来实现的，以致原告资格往往在很大的成份上内化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受案范围基本上已尽在法文中被固化，法官的随意性就很有限了。所以，在确定司法审查范围方面，原告资格比受案范围又要灵活得多。
（三）受案范围与原告资格之关系
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之关系，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尚未见到清晰、明确的论述，但就二者差异性来讲，原告资格是当事人据以取得起诉权的前置条件，而受案范围决定了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受理该案。由此看来，似乎二者并无关联性，其实不然，倘若二者是相互孤立存在的话，就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即尽管法律赋予当事人的原告资格，也即当事人有了起诉权，而当事人行使起诉权的结果却因“本案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受案范围，故不予受理”，这岂不成了对赋予当事人原告资格权力的虚设，岂不是法律本身促使当事人对司法失去信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岂不又成了法律对当事人的愚弄。
由此看来，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完全有必要放在一起进行谈论一番了。行政诉讼法第11条及第12条对受案范围作出了具体的界定，第2条概括式地对原告资格进行了集中表述。然而第2条中存在一个疑问，是否所有的由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主体都设定有原告资格？这从第2条本身是找不到答案的，只能从第11条、第12条中得到印证。在实际司法实践中，原告资格的认定往往（甚至是必然）伴随着对受案范围的理解。例如，在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后，对公安机关收容审查行为是否可提起行政诉讼存在异议，亦即受公安机关收容审查的主体是否具有原告资格不明确，直到一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出台后，才得以明确收容审查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从而确认了因收容审查行为导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主体的原告资格。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终局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不可能存在有原告资格的，因为它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列。可见，在现行实际的司法操作中，受案范围明显的瓶颈着原告资格。
从理论上讲，行政争议只有被 列入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才具有“行政司法争端”的性质。因为在受案范围之外的行政争议，人民法院无权审查，永远只能成为一般行政争议，而不能跳出行政机关系统的“笼门”。这样，就确定了只有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的行政争议才有可能产生原告资格的问题。由此可见，原告资格是相对于可诉行政争议，不可诉行政争议是不可能存在原告资格的。这就决定了受案范围处于原告资格的前提性地位。而直接由法律规定的受案范围，使法院只能照章办事，法官的随意性相对于原告资格就相形见绌了。而原告资格则精巧多了，其对司法审查范围的作用力太多的直接源自法院自己的习惯标准和判断。所以往往内化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见者甚多。有这么一个案例，鹤城区某个体户甲将一批木地板委托洪江市乙厂加工，因甲尚欠乙厂2万多元加工费未付，乙将已加工好的木地板留置。此时甲因无证经营木材被鹤城区林业公安分局立案，公安分局将留置于乙厂的甲的木地板全部扣押而来。待对甲的无证经营行为处理完毕后将木地板全部直接退给甲某，而甲某不久又意外死亡，由此造成了甲欠乙2万多元的加工费难以追回（实际上已是无法追回），乙于是向鹤城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就原告是否具备原告资格发生争议，出现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乙不具备原告资格，理由为：一是被扣留的木地板，原告没有所有权，不是具体 行政行为相对人。二是乙方的损失只是2万多元加工费，这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所造成的，而是与甲的民事法律关系，应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第二种意见认为乙具备原告资格，理由是公安分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原告的留置权。法院采纳了第二种意见。很显然，就本案而言，公安分局的具体行政行为（扣押甲的木地板）侵害了原告的留置权，从而造成乙厂2万多元加工费实际已无法追回的困境。也就是说具体行政行为与原告损害之间存在有利害关系。但是否只要存在利害关系就有原告资格呢？答案显然是不一定的。因为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还有一个法院受案范围问题，也就是说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原告留置权造成损害是否属于受案范围之列。我们知道留置权实际上是一种财产权的延伸。那么结合行政诉讼法第11条8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本案乙方是具备原告资格的。由此可见，对原告资格的司法审查总是伴随着对受案范围的审查，二者是具有较密切的关联性的。而现行法律在界定原告资格方面却很是缺乏定数，所以最高人民法院相继颁发这样那样的行政诉讼的司法解释，其目的之一也是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确认方面的弥补不足，体现了我国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理论还很稚弱，正在日渐向成熟化发展。
二、原告资格的立案审查
人民法院审判方式改革后，实行立审分离制度，行政案件的立案和审理分别由人民法院不同的审判庭分别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审理。就行政诉讼的目的而论，人民法院对原告资格的立案审查宜粗而不宜细，只要当事人的起诉没有明显的不符合法定立案条件情形的，就应当予以立案受理。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条关于原告的概括式表述，以及第41条第1项的关于提起诉讼的条件的规定，只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就有资格以原告身份提起行政诉讼。至于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否真实受到具体行政行为的侵害，不属于立案审查的范围，原告的这种“认为”在立案审查阶段实际上尚处于一种“虚拟状态”，立案庭没有必要审查其真实性。只有在起诉人认为的所诉行政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或者起诉人所诉行政行为与其自身的权益无任何关联性时，人民法院的立案审查部门才能以不符合原告资格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原告资格问题在现行行政诉讼中体现出了明显的灵活、复杂性，不通过案件的仔细审理，仅在审查立案阶段很难把相关问题都弄清楚。由于我国目前行政诉讼案件不是太多，老百姓的法治意识还相对比较薄弱，不愿告、怕告行政机关的情况仍然相当广泛存在，因此，加强对相对人程序上的诉权保护，充分体现行政诉讼法主要目的就是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就显得十分必要了。由此，人民法院更应当正确理解法律规定的本意，在立案阶段，坚持宽松审查原告资格原则，正确理解和把握对原告资格的认定。
三、原告资格的确认
（一）原告的构成条件
人民法院立案庭受理案件后，诉讼进入案件审理阶段，那么，行政审判庭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对案件的相关情况的审查、审理，来确认原告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只有原告具备了诉讼主体资格，案件才有继续审理、裁判的意义，否则，下一步就是无用之功了。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及第24条规定：“依照本法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原告”，可以下这么一个定义，所谓行政诉讼的原告，是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即构成了原告资格。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原告必须具备以下这些条件：
1、原告必须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政诉讼所要解决的是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发生的行政争议。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机关依法享有行政权力，也拥有实现其权力的强制手段。而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则处于行政管理相对人地位，他们即使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无权否决该行为的效力而只有被迫服从，二者其实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行政诉讼提供了行政管理相对方的司法救济途径。因此，行政诉讼的原告只能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行政机关则永远处于行政诉讼的被告位置。
2、原告必须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己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即原告必须是和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这里要抓住的关键要害之处，就是与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指权利义务关系，只要具体行政行为影响到其权利义务，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有资格提起诉讼。其次，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并不要求必须是“相对人”，即具体行政行为针对或直接指向的对象不管是否是相对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要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就有资格提起诉讼。有名的上海市普陀区泰山二村43户居民状告上海市普陀区国土局的案件就相当的典型。案由是国土局批准泰山二村居民委员会建造自行车棚的决定，在为居委会设定权利和义务的同时，也影响了周围43户居民在车棚建成后通风、采光、通行等相邻权，上海市普陀区法院最终受理了该案，确认了原告的资格。应该说，上海市普陀区法院在该案中对原告资格的认定是合乎行政诉讼法的，通风、采光、通行等相邻权，系43户居民自己房屋使用权的延伸，是对他人土地使用权的一种限制，在本质上相邻权属于财产权的范畴，所以公民的相邻权由于行政机关的决定而受到侵犯，是属于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受案范围之内的，而且也符合该法第2条关于提起诉讼的规定，所以法院认定43户居民具有原告资格是正确的。
（二）几种特殊情况下的原告
1、关于受害人能否取得原告资格。所谓受害人，是指合法权益受到不法行为侵害的人，包括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这里所说的受害人，特指合法权益受到其他主体即致害人实施的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侵害的人。当侵害行为发生时，行政机关可能有两种对待方式，一是行政机关对致害人不予处罚，由此引起受害人的不满；一是行政机关处罚了致害人，受害人对处理结果仍不服。这两种情况都涉及到受害人是否有原告资格。根据法律规定，这两种情况下，受害人均可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5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申请行政机关予以保护，如果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这一方面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受保护权的侵害，另一方面也是对致害人的不法行为的纵容，构成失职。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人有权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治安管理条例》规定，当事人包括被裁决受处罚的人或被害人不服公安机关或乡（镇）人民政府裁决的，在接到通知5日内，可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复议申诉，上一级公安机关在5日内作出裁决，不服上一级公安机关裁决的，可以在接到通知后5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些规定都明确肯定了受害人的原告资格。
2、民事纠纷经行政机关处理后当事人不服，可否取得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这主要看行政机关是以行政主体身份还是以中间人身份所作出的行为。如果行政机关是以中间人身份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进行调解、仲裁，当事人不服的，则不能取得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如果行政机关以行政主体身份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属纠纷作出行政裁决，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原告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当然，原告资格的特殊形式随着社会的进步也会不断发展变化，特殊与一般也在不断的更替之中。重要的是要领会到行政诉讼实行严格的诉讼保护主义，谁的权益受到侵害就由谁起诉，如果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而是为了他人的权益，就不能作原告而起诉。而人民法院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只要受害人不起诉，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代之，所以原告资格是不能被取代的。
四、原告资格的司法运作保障及其完善
好几年前，著名法学家周汉华就指出了，进行原告资格审查，“蕴含着行政诉讼制度内在的、最基本的要求：必须赋予法院在具体的案件中实现法律所确认的基本原则的权力，必须使法院工作人员从恢宏庞大的法典控制之下的默默无闻的操作员转变为在公平正义观念之下进行创造性工作的受人尊敬的伟大法官”。可见，原告资格的司法运作保障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给予完善。
（一）司法要保持相对独立
自从依法治国成为宪法的基本原则要求以来，司法独立经常出现在各种场合媒体之中，已是老生常谈了。然而在实际的行政诉讼制度运行过程中又是怎样呢？法院普遍存在的“受理难”的问题，又怎能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原告资格？其实，行政案件的受理是有法可依的，又怎会出现“受理难”的问题，这与法院司法操作的实际现状是不无关系的。有些法院怕得罪有关的领导和被诉行政机关，怕受案后难以审理，或者承受不了某方面的要胁或压力，以致对该受理的不敢受理，甚至反转过来百般刁难当事人，歪曲法律，说不符合起诉条件。目前，许多行政案件都由主管院长签字立案，签字前忘不了向有关领导“请示”一番，领导的一席话、一纸批复，自然就成了能否决定当事人原告资格的“圣旨”了。可见，在司法独立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要想实现原告制度的健康运作，那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司法独立，至少应有以下两方面的保障：一是法院要独立。因为现行法院的人事权实际上在党委，财政在政府，可见目前我国对法院的管理与对行政机关的管理方式毫无二致。整个法院的生存权、发展权缺乏可以预料的保障。既然法院与行政机关都是住在一栋房里，受一个老子所管的“弟兄”，他又怎敢胳膊往外拐呢？二是法官要独立。由于审判汇报制度、审判委员会的存在，使“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现象比比皆是，审判委员会只判不审，法官只审不判，审、判严重脱节，法官则成了虚设，法律的公正性怎能保证，原告资格也就更谈不上司法保障的议程了。由此看来，司法独立确实成为了保障原告资格制度司法运作的重要条件了。
（二）法官的选任
法官如何巧妙而有效地去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今天看来，选拔一批素质精良、有独立见解、抗干扰能力强的第一流的法官从事伟大的行政诉讼事业已是当务之急了，这就要求我们建立以下制度：1、严格的法官选拔制度。一个社会的所有法律工作中，审判人员的选任最为关键，因为在所有的司法操作过程中，审判是最与当事人利益相关的。目前，我国的全国司法统考制度的建立，已为此迈出了可喜的前进步伐。2、法官的保障制度，一旦成为法官，国家应对其生活、工作的各方面给予法律上、实际上的切实保障，免去一切后顾之忧。3、法官的升迁奖励制度。法官的升迁奖励必须与行政机构脱勾，采取垂直管理，以杜绝法官因为升迁奖励的需要而出现的各种不良风气如溜须拍马之类。4、法官的职业培训。法官工作实践性很强，因此，不但要求法官具备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对以法官为职业的人进行定期的职业训练是极为必要的。
(三）修改有关受案范围的规定
受案范围与原告资格两者可以起到相互印证的作用，前文已经作了论述。这里要提出的是，是否任何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包括公民的政治权利受到侵害，是否也属于受案范围之内呢？这显然与法律规定相冲突。可见原告资格必须以受案范围为依托和保障，这就要求立法者适时修改有关受案范围的规定，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推进法制化建设的进程。
因此，要完善原告资格制度，就必须放宽受案范围，原告资格制度成熟之日，将是没有受案范围限定之时，我们期待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参考文献]：
1、胡肖华主编《行政诉讼法学》
2、胡肖华《行政诉讼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3、郭修江《析行政诉讼立案的法定条件》
